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四五”规划对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新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四五”规划对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新期盼，为我们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第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般来说，大国外贸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之间。我们国家之前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2020年下降至30%多。第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第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参与多双边区域贸易合作。

　　要以高水平的开放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第一，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全面落实开放新举措。第二，努力改善同欧盟的经贸关系，继续巩固同东盟的贸易合作。第三，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适应国际高标准的开放要求。第四，要以规则和制度型开放为主，加快推进国内重点领域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更主要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加强对内开放，防止国内市场出现割裂现象。第五，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关键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要处理好四大循环链：一是供应端循环；二是需求端循环；三是产业链循环；四是近邻循环。比如，我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逐步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要推动服务业的有序开放，制定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其次，要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融合发展；最后，顺畅近邻循环，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同时推动RCEP自贸区成为新的更加开放的经济区，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落实，积极考虑加入CPTPP。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和欧盟不一样，欧盟是深度一体化。中国周边有14个沿线国家，及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中国和周边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诉求、对自己国家发展的诉求不一样，自然合作方式也不一样，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我们也要深化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让中国的援助和受援国之间的发展形成和谐共振、相互激励。要优化对外援助的布局，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绿色发展、减贫、人力资源开发、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援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是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三个建设方向，体现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内在逻辑。其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的内在要求。只有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基础上，不断加强各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协同与整合，才能减少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各国来自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收益最大化，才能更好实现互利互赢目标。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

　　引领全球化3.0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多年连续的文明史。那么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中国要积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方案。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引领全球化3.0时代或者叫数字文明新时代。全球化1.0时代，主要是从1848年到1919年，主要载体是商品，主体是国家，技术是无线电，面对的挑战是关税。全球化2.0时代，从1919年到2008年，主要载体是资本，主体是公司，技术是互联网，最大挑战是各个国家的监管。全球化3.0时代从2020年开始，主要载体是数据，主体是个人，技术是区块链，最大挑战是隐私。比如，近期某企业APP被下架，就在于其数据储存出现重大争议，存在隐私泄露的情况。隐私不仅包括个人和企业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包括国家的隐私。

　　升级版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两大着力点：一是要为聚集全球高级要素而开放，要有面向国际、整合全球资源的新视野，要跟踪未来的目标企业、建设具有引领性的世界一流本土企业，参与新一轮国际经济循环与竞争。二是要为企业“走出去”而开放。“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光要推动生产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同时还要鼓励金融、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一起“走出去”，打造集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服务、风险防控以及法务服务、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为生产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保障。

　　共同建设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重视发挥好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了更好运用知识的创造以造福人类，我们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进行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葡萄牙前外交欧洲事务部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欧亚时代已经来临，近代以来形成的欧洲与亚洲的分离状态将结束，各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将压缩在一个空间中，不得不共存。恩格斯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

　　开放是一个很大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立足点是要共商、共建、共享，同时也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全球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定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最高层面就是要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怎么构建善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呢？我认为经济治理体系尤为重要。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把经济基础打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由理念、规则和机构共同构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性保证。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建立。另外，我们也要进一步研究全球性的政府财政治理准则。

　　从理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在受到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从规则层面看，新的贸易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但区域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多边改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将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