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铎铎：从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格局

从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格局，这是我们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论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所谓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

关于新发展格局，我给出的判断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新发展格局也处在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发展格局是什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面我们就从经济逻辑论证一个命题：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现象

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经济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经济现代化要通过现代经济增长来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是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等巨大的经济结构变化。迄今为止，能够取得高增长、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仍然只有少数国家。2019年全球人口超过500万、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只有24个，总人口10.5亿，是全球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这24个国家中，除了传统工业强国外，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石油输出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它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居其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全球经济而封闭、独立地实现经济现代化。这就引出了有意思的问题：全球化到底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否必然进入增长通道，从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是，不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否必然不能触发增长进程，从而也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考诸历史和现实，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全球化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充分条件，拥抱全球化并不能保证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则是肯定的，即全球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加入全球化进程。

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看，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现象，孕育和发展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它发端自欧洲的均势体系，通过不断将周边地区吸附裹挟其中而增长壮大，直至全球经济都进入其漩涡之中。任何世界帝国的武力扩张，均无法企及全球经济目前的疆域。经济因素跨越边界，通过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以更巧妙的方式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整体视角下，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全球化现象。离开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去谈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或“增长奇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意义。即使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其经济现代化进程也是深嵌于世界经济之中，离开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大浪，任何国家都不能立于经济现代化的潮头。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同样支持这一结论。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概念，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将构建新发展格局写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三个方面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由此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在上升期的背景下提出的，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面临新形势的深邃思考和准确把握。

二、加入全球经济的自主性和策略性

加入全球分工并不意味着必然实现经济现代化。其实，对任何国家而言，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绝非易事。成功案例往往被冠以增长奇迹，可见寥寥无几。那么，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幸运儿何以成功？其他国家又何以失败呢？如果去掉全球化这个限定条件，这一问题就变成更一般化的国富国穷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现代化，成为高收入富国，而有些国家却一直止步不前，迟迟不能摆脱贫穷？这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也最引人入胜的问题。自工业革命爆发，英国成功实现工业化以来，这个问题就持续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经济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全球化现象，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加入这一整体性过程，与全球脱钩的封闭经济尚无成功先例。同时，加入全球化进程，除了适应和顺应，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主性，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如此才能摆脱“依附”和边缘化位置，实现分工位置的跃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由于不能协调国内利益，保持生产和分配的平衡，维护自主、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从而导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经济现代化之所以困难，其核心在于对政府政策的苛刻要求。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绝非坦途，需要的政策也绝非一成不变。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

后发展的挑战还不止于此。后发展是在工业化国家（发达经济体）的配合和容忍之下发生的，因为工业化国家（发达经济体）往往受惠于后发展国家更廉价的低附加值工业品。随着后发展国家逐步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二者之间实现互惠的机会开始逐步缩小，发生冲突的机会则大大增加。后发展国家汹涌的工业化进程，在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原有的全球利益和权力格局。在大国经济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开始改变全球均势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制定规则、重建全球秩序。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是对后发展国家而言，这不可推卸也无法避免。

三、周期交叠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自经济现代化发展以来，在人类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间体系的塑造下，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和剧烈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在其动力耗尽时经济会陷入停滞和衰退。主权国家的经济崛起要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而崛起的经济大国本身又会带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交叠特征。这种大国兴衰的政治周期，叠加科技浪潮引领的经济周期，共同塑造了波涛汹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处于其中的主权国家，需要在不同情势下采取不同策略，在充分利用外循环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规避其负面影响和冲击，借以不断畅通和扩大内循环，扩大本国市场、发展本国经济，从而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最终崛起为强有力的经济大国。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机遇的经济大国，在自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但会引领新的产业革命，也会对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推动和重塑国际经济大循环。

四、构建内循环：财政现代化和发展制造业

面对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交错兴替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如果要加入其中以实现经济现代化，那么主权国家先要构建坚强、畅通的经济内循环。唯有如此，才能逐步提升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在极端情况下本国经济能够维持安全运行；也唯有如此，本国才有可能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机遇。在构建内循环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构建内循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现代化，二是发展制造业。

（一）财政现代化

在构建经济内循环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而政府发挥作用依赖于其财政能力。因此，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先要实现政府财政现代化。

（二）发展制造业

制造业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大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首先，制造业是经济循环的根本。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的象征，也是工业化的本质。社会需要的几乎所有有形产品和物质产品，都来自制造业。经济循环所需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也要以强大的制造业为支撑。可以说，现代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可须臾离开制造业。其次，制造业是经济创新的源泉。现代经济的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制造业，很多创新都需要制造业来承载。现代制造业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生态或者平台。离开了制造环节，很多创新和研发就成为无源之水。另外，很多制造业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体力劳动者，制造业正在向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变。总之，制造业能力是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最早发展出成熟的制造业并率先实现工业化。凭借国内强大、先进的制造业，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引领和推动着全球经济发展。在美国，汉密尔顿除了设计了国债和金融体系，他更加看重制造业的发展。汉密尔顿1791年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仅重塑了美国经济，更在半个世纪后李斯特领导德国快速工业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此后又成为日本进行工业化的权威纲领。发展制造业对东亚经济体的成功至关重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会彻底改变经济结构，使得经济体不会再倒退到早期发展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实施所谓制造业回流计划。全球金融危机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制造业是无关紧要的低附加值、低技能活动，可以转移到低成本的离岸市场生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此后的一系列发展，这一观点被证明不但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和定位。即使在所谓后工业化社会里，制造业也绝非无足轻重。制造业既是孕育和承载创新的源头，也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根本。

五、协调双循环：从“以外促内”到“以内促外”

从历史经验看，制造业大国往往也是贸易大国，制造业强国往往也是贸易强国。强大、先进的制造业是货物出口的重要保障，而源源不断的出口也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在国内经济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面对汹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政府需要通过保护和补贴来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达到“以外促内”的目的。在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国外市场，本国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得技术和资金，还要利用外部市场进行销售。在国内经济力量相对增强，尤其是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构建起坚强的国内经济循环之后，政府就可以鼓励企业更为主动地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全球生产中承担更大责任，也在全球分配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实现“以内促外”。在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就会回到国内，政府要以我为主，充分利用国内的制造业力量和大市场来整合全球生产。

六、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必然战略选择

在国内外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之际，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必然战略选择。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而要发挥这个优势，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保证。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七、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91次，是一个高频词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下面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经济，讲一下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从实体层面来讲，最重要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可以看到两个提法：第一个提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二个提法“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是我们经济安全的第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上需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整体经济的安全。

经济安全的第二个方面，是金融的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里的重点就在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个论述近几年一直被提到，需要大家关注。然后就是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等。

最后谈一下我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总体印象，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第一个词：温和。总体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经济方面没有提过于激进、冒进、刺激性的一些论述。第二个词：坚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政策导向也有非常坚定的一面。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些政策，现在做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把它更加系统化、全面化。我们的政策有非常强的延续性、继承性和稳定性，比如说共同富裕、新发展格局等。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汤铎铎 《从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格局》讲稿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