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夜幕降临,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交子双塔上演炫目的灯光秀,闪耀成都夜空。而在交子双塔东侧的交子公园内,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以诸多文物展陈勾画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前世今生。
一千年前,交子在成都诞生,开启了人类货币史的新纪元,启发了后世纸币的发展演变,为塑造现代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发明充分展现了成都自古以来的诚信文化、创新精神和开放理念,这种精神传承至今,正在新时代助力成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打造金融创新高地。
世界上第一张纸币诞生
成都地处平原,沃野千里,又因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至唐代,成都享有“扬一益二”的美称,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
两宋时期,成都的纺织、酿酒、陶瓷、制盐、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百业勃兴,锦缎绢麻、茶酒糖药等商品通过茶马互市往来不绝,商业信用也发展到全新高度。
北宋初年,蜀地实施专行铁钱的货币制度,铁钱币值低,重量大,流通不便。南宋人李攸《宋朝事实》中记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值轻量重’,对行旅、交易极为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说,当时的四川地区需要一种便于商贸使用的交换中介。同时,当时造纸和印刷技术精进,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成都首先出现了经营铁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存款人把铁钱交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券上,再交给存款人作为取钱的凭证,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即“交子”。
这一阶段的交子由民间自由发行,票面金额根据存款金额临时填写而不固定,被称为“私交子”。
宋真宗时期,益州知州张咏推动了私交子的规范发行。他组织当地十六户富商联合担保,采用统一的纸张、版式和颜色印制发行交子,但由于缺乏资金监管和制度约束,一些交子铺无法及时兑付而引发金融动荡,民间私发交子因此被禁止。
废止私交子后,交易不便,买卖减少,阻碍了蜀地经济发展。蜀地官员多次上书,请求恢复交子,并建议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官府。
最终,北宋于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4年1月12日)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法定纸币管理机构。至此,“交子”由官方发行与管理,面额变为固定面额,官方还准备了一定比例的铁钱作为保证金。世界货币史上第一张由官方发行的纸币由此诞生。
“交子”的创新影响后世
在官交子流通的80余年间,宋人在探寻纸币运行规律、维持币值稳定的过程中,逐渐探索了一套有关纸币发行、流通、收兑、防伪的管理制度。
在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观众可以详细了解到这种由构树(楮树)皮为原料的“楮纸”制作全过程。楮纸具有坚韧耐磨、耐折叠、细白光滑等特点,苏东坡曾称赞楮纸“洁白可爱”。用楮纸制作交子的印刷过程更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套版印刷、朱墨间错,印有屋木人物、隐秘题号,难以仿造。
官交子发行后,为加强管理,官方创造性地制定了官交子分界、准备本钱、新钱换旧钱、防伪等制度。这些探索,使官交子的币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到交子发行后期,由于战争频发和财政危机,北宋朝廷违背金融规律,不顾准备金,超发纸币,引发纸币泛滥和通货膨胀,造成交子的信用危机,导致交子退出历史舞台。
“交子的兴衰也进一步印证了金融规律的必然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说,交子是人类首次运用纸质形态进行货币表达,虽然其并未完成货币观念及概念的全部变革,但这已在整个人类货币、金融及宏观经济管理层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交子之后,历代发行的各式纸币无不受到交子的启发,传承着交子的基因。
南宋不仅沿用了这一货币模式,还进一步完善了调节纸币流通的理论与实践——“称提之术”;元代,纸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在全国通行,还颁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管理条例——《整治钞法条画》和《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标志着中国古代纸币发展进入极盛时代。
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专门用一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的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由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曾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于1661年由瑞典发行。”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杨君说:“受元朝影响,西亚的伊利汗国曾发行过纸币,中国的藩属国安南也曾效仿明朝大明宝钞制度印行‘通行会宝’纸币。”
“纸币的发明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周卫荣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认为,传统中国的纸币使用实践,为近现代世界主权信用货币中纸币形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交子金融文化的现代传承
在2024年1月12日召开的成都交子金融大会上,上交所全球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场发展部总监傅浩认为,交子文化体现了金融创新精神,正是在千年交子的文化熏陶下,成都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萌芽地,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场外股票交易市场“红庙子”。
“交子的出现带来了货币支付和贮藏的便利,满足了当时的金融需求,本质上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精神的一种体现。”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擎说,这种基于实体经济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精神在当今的成都传承了下来,并获得新的演绎。
比如,在科技金融方面,成都进行了许多首创探索。为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针对企业轻资产、无抵押物、无担保等特点,2014年,成都在全国率先推出“科创通”平台,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将传统的“拨款”改为“贷、投、贴”模式,与银行共同成立风险担保资金池,设立“科创贷”产品。
截至2023年底,“科创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总规模已增至167.29亿元,合作银行19家。仅2023年,通过“科创贷”就帮助169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用贷款86.82亿元。“成都现有的17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有15家获得过‘科创贷’的助力。”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小斌说。
2021年,成都又推出“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等创新金融产品。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报中,成都市“科创通”模式获得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通报表扬。
除此之外,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也在成都启动,并在四川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推广,着力缓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确权、估值难题。
“上述这些产品和平台,充分融合‘内源融资+政府扶持+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中介担保’等手段,创新融资模式,以金融助力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王擎说。
金融创新也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频频展开,助推成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2023年5月25日,首列汽车散件“一单制”融资出口专列在位于成都青白江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准时发车。列车上满载着的汽车散件将乘坐这趟专列,从成都到数千公里外的白俄罗斯热季诺的海外分厂。
“在没有第三方金融机构做担保的条件下,基于货物实际控货权签发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单,实现了融资模式新突破和出口项下首次独立融资‘双创新’。”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开行量突破2.3万列的成都国际班列多年来围绕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拓展“一单制”金融服务,为企业缓解了资金压力、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分担了国际贸易风险。
从千年前的交子,到现在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单,“一张纸”上的功夫,代表着成都传承千年更加勃发的金融创新基因。
如今的成都,不但金融交易量位居西部第一,外资银行、外资保险机构和上市公司数量也位居中西部第一,先后举办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国际金融科技论坛、2018亚信金融峰会等重量级金融会议,成为世界高规格金融盛会落户中国西部的首选城市,也是全国首个拥有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系统三个全国性证券核心机构区域基地的城市。
截至2023年末,成都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5.81万亿元、6.0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和13.7%;2023年,成都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555.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11.6%;截至目前,全市A股上市企业118家。
良好的营商环境、丰富的人才资源、务实高效的政府推动——交子这一重要发明所体现的诚信文化、创新精神、开放理念正在如今的成都传承与演绎,为成都打造金融创新高地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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