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石柱回归的“承前启后”

海外文物的回归总是牵动心弦——当流失文物与“圆明园”三字挂钩，更能激起国人情感的涟漪。近日，流失海外百余年的7根圆明园石柱跨越万里重归祖国的怀抱，成为继马首铜像后，又一批回归原属地的圆明园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作为圆明园西洋楼的建筑构件，这7根石柱已不能仅仅以文物来衡量其价值，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意义，折射的是清末以来国家命运的兴衰沉浮。正如石柱本身用于支撑阶梯、殿宇，这7根石柱也续接起断裂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链条，向世人昭示“民族弱则文物失，国运强则文化兴”。

　　不过，在至今“支离破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中，7根石柱仍属归家的少数“幸运儿”。在给石柱回归划上圆满句号的同时，我们也不免要接上一个问号：究竟还有多少圆明园文物流失海外？它们又归期几何？

　　十年辗转归家路

　　人头攒动。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海晏堂遗址前，人们围在半圆形的护栏前，探着身子往前张望，眼前是海晏堂昔日蓄水楼的大土台基、巨型的石雕贝壳等。断壁残垣中长出的野草在秋风中摇摆，和心里五味杂陈的游客相比，草木不知过往，也不识愁滋味。当年著名的圆明园十二兽首就摆放于此，就在眼前这片宽阔草地上，本应有一座菱形水池，水池的两侧便是十二尊人身兽头青铜雕像，它们会按照时辰的排列轮流喷水。

　　这一原本有计时功能的十二生肖铜像，却一直被封印在时间的深潭里，直到在一些拍卖会上依次浮出水面。

　　2009年传来兔首鼠首在国外拍卖的消息，在国内掀起一阵波澜。2020年，历经百年流离的马首归藏圆明园，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马首如今就展陈在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内，无数观众来此观赏拍照，表达对文物回归的喜悦。

　　就在马首展陈的文殊亭后方——正觉寺的“最上楼”一层，7根新近回归的石柱也陈列在展台上。石柱均是汉白玉质地，通高约80至92厘米，其纹饰依然精细生动，一些风化和磨损的痕迹暗示着它们的沧桑过往。

　　“这些石柱的正面纹饰以西式番花、贝壳纹等西洋雕花为主，侧面花瓶内花束则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为主，圭角卷云纹、开窗的海棠线雕刻方式等和中国古建望柱、栏板相同，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涵。”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王猛向记者介绍，这7根石柱整体造型统一而细节有别，其纹饰、形制与圆明园现存部分石柱的纹饰、形制十分相似。据考证，它们应为圆明园西洋楼的建筑构件，其两侧没有雕花的石柱应为建筑顶部的联排装饰物，两侧饰有花瓶或花纹的石柱则用于楼梯或楼层平台栏杆部分，花瓶的样式则是配合栏杆形制雕刻而成。

　　在圆明园西洋楼铜版图上，这些石柱是小之又小的细节，而亲眼见到这些雕刻精美的石柱，仿佛以小见大窥见了那座万园之园的恢弘与壮丽。

　　这些残留的石柱既见证了圆明园的辉煌历史，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过往。1860年，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洗劫，名园焚毁殆尽，珍宝流离异乡；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圆明园再度遭劫；民国时期又遭军阀官僚、地痞流氓肆意盗掠……屡遭劫难的圆明园砖瓦、碎石也所剩无几，大量建筑构件、山石碑刻被大规模盗用、售卖，出现在流通市场上。

　　1886年，出生于挪威一个商人家庭的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来到中国。到后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当时流行的中国官话，为他日后在中国创业打下了语言基础。作为一名外国人，他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担任过多项军事职务，并逐渐对中国艺术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蒙特堪称狂热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在中国生活的半个世纪里，他通过交易渠道收集了2500多件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此次回归的石柱。

　　蒙特曾称，希望祖国的挪威同胞能认识那些意义深远的中国艺术品。1907年，蒙特访问了家乡卑尔根的科德(KODE)博物馆前身之一——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渴望扬名家乡的他计划在该博物馆建立起一个中国艺术品展览。此后直至1935年去世，蒙特多次将收集的藏品运往该馆。1926年，他试图将一部分藏品卖给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以获取资金支持他在家乡的中国收藏，但最终只顺利出售了部分藏品。

　　后来，圆明园石柱也被运回挪威，陈列在科德博物馆中。在这里总数约4000件的中国藏品中，有2250件由蒙特捐赠。

　　时间转眼到了2013年。北京中坤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有次在北欧参加活动，经时任中国驻挪威大使赵军引荐，结识了挪威科德博物馆馆长爱兰德(Erlend)，后应邀参观了科德博物馆。当看到圆明园石柱的展示，他当即向爱兰德表达了希望石柱能够回家的愿望。经过反复商议，科德博物馆内部就石柱回归表示一致同意。

　　2013年12月，经过多次协商，中坤集团、北京大学和科德博物馆就圆明园石柱回归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此后国家文物局也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了相关情况，就文物进境申报程序等问题多次给予中坤集团、北京大学指导建议；并与财政部保持沟通，持续推进扩大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政策覆盖面，争取使该批石柱尽早运回中国。

　　2018年4月，挪威文化部审核批准了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意将石柱归还中国。受新冠疫情影响，直到今年3月，这批石柱才被运往挪威卑尔根港口，踏上回国之路。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推动，海关总署密切配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天津管理处、北京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的多方共同努力下，这7根总重超过2.6吨的石柱终于在6月20日安全运抵北京。在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该批石柱于次日被安排存放在它的原属地——圆明园。

　　历经百年辗转，十年周折，7根石柱终归故里。

　　谁收藏了圆明园？

　　圆明园正觉寺内，展出的马首与石柱相距不过百来米，回归的时间却相差了三年。对“一瓦一椽，皆为重要之史实”的圆明园而言，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弥足珍贵，却也步步艰难。

　　首先是追溯之难。究竟有多少圆明园文物流散在海内外，至今没有定论。由于记录圆明园摆设的“陈设清册”或许因毁于战火而没能保存下来，后人便失去了精确排查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依据。

　　不过，依然有人试图沿着一些蛛丝马迹，打捞失落已久的文物。2013年，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出版了《谁收藏了圆明园》一书，他花了15年时间，将流散在海内外的有关圆明园的老照片和文物图片700余幅，悉数加以收集整理，辅以文字说明，再现这些无价之宝的流转。

　　在此之前，无人系统梳理过圆明园流散在海内外的文物清单，以致出现大量文物“被圆明园”的现象。“比如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和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等名画均非圆明园旧藏，却被传为是从圆明园抢得，而后带到国外收藏的。”刘阳说，要追讨圆明园文物，先要厘清园中流失文物的来源与去向，这样才能以针对性的手段追讨因不同原因流失出去的文物，并提供清晰的证据链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有“北京活化石”之称的侯仁之先生一直主张：散在各处的圆明园遗物应该一一调查清楚，核实登记。

　　1981年出生的刘阳从小就是北京历史的狂热爱好者，12岁时一次偶然坐错车来到圆明园后，他便对这座园子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相关书籍。16岁那年，刘阳开始研究圆明园内的流散文物，甚至在全国各地寻访，为了凑够路费，当时还是穷学生的他在麦当劳打工炸了4年薯条。

　　2003年春，大学毕业的刘阳整日带着相机在北京“扫”胡同，有一天他逛到西单商业圈附近的大秤钩胡同，无意中发现11号院内的树下有一对纹饰非常精美的硕大石鱼，从此记在脑中；2004年，他如愿来到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工作，看到法国人莫里斯·亚当于上世纪20年代拍摄的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照片，在照片并不显眼的右下角，一只硕大的石鱼让他眼前一亮——这造型和秤钩胡同里的石鱼不是很相似吗？后来刘阳又再去考察比对，圆明园管理处会同专家鉴定，这对石鱼的确出自圆明园，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陆军中将杨杰派人从圆明园搬来的。经过与所有居民沟通，这对每只重达一吨的石鱼回到了约16公里外的故地。

　　石鱼的发现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如果没有一丝线索，要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寻访流散文物的下落，无异于大海捞针。来到刘阳的办公室，放眼望去全是书籍资料，除了摆得满满当当的书桌和几面书柜，那些塞不下的干脆堆放在地上，摞成了一座小山。里面有圆明园历史文献、文物掠夺者的回忆录、各国文物拍卖会图录等等，它们都是刘阳研究圆明园流散文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比如乾隆皇帝命名编撰的《石渠宝笈》就收录了大部分圆明园的书画作品。”刘阳稍加翻找，便从柜子里抽出一本《石渠宝笈》的复印本，只见书画作品的名称下方，用蝇头小楷写着养心殿、御书房、乾清宫等安置作品宫殿的名称，“像这些写有九州清晏、淳化轩的就是收藏于圆明园的。”就这样，刘阳挨个筛查并摘录收藏在圆明园各个殿宇的旧藏书画，花了一年半时间整理出一份《〈石渠宝笈〉著录的圆明园旧藏书画目录》。

　　这些曾入藏圆明园的文物现落何处，为何人所持？这些年，刘阳独自一人去世界多地寻访，一点一滴拼凑起部分文物的下落。其中，法国枫丹白露宫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这里是西方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最多最好的博物馆，其中国馆部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瓷八仙、仙鹤碗、玉插屏……琳琅满目的圆明园文物满满当当地分布在展架上，让刘阳感慨万千。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亲眼见到离自己只有几十厘米距离的圆明园玉如意时，他几乎想亲手摸摸这件流落美国百余年的珍宝。

　　2012年，在撰写《谁收藏了圆明园》一书时，他的一位朋友恰巧到挪威卑尔根旅游，偶然发现了在科德博物馆展出的7根石柱，便给刘阳发来照片。刘阳一看，兴奋地认定这就是圆明园的文物，他让朋友拍了更多照片，后来又考据出了这些石柱在圆明园的原始位置以及流失经过，把它们收录在了书里。这批石柱在沉寂百年后第一次重回国人的视野。

　　2015年，刘阳在苏州拙政园游览时，还发现了几根汉白玉石柱，与现今回归的7根石柱十分相似。后来得知，它们是清末时由一苏州籍陶姓京官在京城弄到的9根圆明园汉白玉石雕柱础。退休时将其携至苏州老家，以作传家之宝。五十年代初，由其后代陶永年捐赠给国家。“文革”中有一根石柱遭破坏跌成了碎片，其余8根如今展陈在苏州园林博物馆。

　　刘阳估计，海内外博物馆收藏只占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流入了私人收藏家手中。但私人收藏就如水滴入海一样，追溯起来更为困难。为此，刘阳密切关注涉及圆明园文物的拍卖会，购买下这些拍卖会的拍卖图录，里面有被拍文物的详细数据与照片。

　　只不过，圆明园文物的拍卖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出现在拍会上的文物总是牵扯着一个民族集体的疼痛记忆。一方面，精于炒作的文物商人可能过分抬高拍卖价格，增高文物回归的门槛；另一方面很多私人收藏的圆明园文物在上拍时都很少暴露身份，几经转手之后，文物的圆明园身份便被彻底洗去，无踪可寻，连带文物的背后历史也沉入水中。

　　追寻文物步履不停

　　除了追溯之难，圆明园文物的追讨也面临一般海外流失文物的困境，包括法律障碍、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等。

　　目前，国际上有关跨国文物收藏和交换的协议主要有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但有不少法律界学者指出，运用这些法律争取权益仍要逾越巨大的规则性障碍。首先是公约的约束力有限：许多西方国家作为文物“流入国”，奉行“文物国际主义”，以“人类共同享有的遗产”为由拒绝加入公约，尤其是英、美、日、德等中国文物收藏“大户”都拒不加入，也就无法向它们发起返还文物的诉求；其次是公约的溯及力有限：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不溯及过往”原则，除非有除外规定，上述条约并不支持索还条约生效以前就流失出去的文物，主要是通过对文物来源实行控制以及限制文物的国际流转而起到预防文物流失的作用，也就无法解决已流失超过百年的圆明园文物返还问题；此外追索流失文物的主体也存在争议，例如2009年中国律师志愿团向法国法院提出阻止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就以诉讼主体没有“直接请求权”被驳回……

　　但无论怎样，流失文物回归其原属地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道义认同与支持。比如这次石柱归还的消息传出，挪威爆发了一场“大讨论”，最终大部分官员与学者都同意应将石柱归还。国际文物界也公认，文物应尽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背景中展现出最大的价值。而离开整体文化遗存，被“安放”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文物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在刘阳看来，圆明园流失文物只有回归圆明园才称得上是回归，才能给国人带来最震撼的情感冲击。

　　对普通人而言，文物回归能提升他们亲眼见到文物的机会，当和文物共处一个空间时，历史才变得看得见、触得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堆叠在了一起。从马首回归时热闹的观展现场和超过20亿的新闻网络传播量，到前期热播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再到石柱回归时网民齐刷“欢迎回家”的热烈评论，“让文物归家”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心之所盼，素履以往。

　　而石柱的归来也有望“承前启后”，推动更多海外流失文物回归。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7根圆明园石柱回归原属地是我国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最新成果和又一重要进展，也是政府、高校、社会力量通力合作、久久为功，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家的最新案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公约”等国际公约框架下，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展开务实合作，搭建多边合作平台，通过文物溯源研究、科技保护、展览交流、人员交往等多种形式，探索文物保护利用、追索返还新模式，共同抚平历史伤痕，消除分歧与隔阂，架起民心相通、相知、相亲的桥梁。

　　在此之前，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旅游合作协议，与25个国家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37批次、1800多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故里，涉及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埃及、土耳其10个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文物追索返还“朋友圈”还有望继续扩大。

　　正如石柱展览的结束语所写：“回归，是漫长的重逢，愿我们在追寻文物的路上，步履不停。”（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