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美国抗疫大溃败的五个“病根”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际观察）美国抗疫大溃败的五个“病根”

　　新华社记者张莹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全球报告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经历过今年1月的“至暗时刻”，7月中旬以来美国又迎来第四波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1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66万例。

　　为何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资源，却遭遇抗疫“滑铁卢”？去年以来已有多家机构复盘、反思美国抗疫策略的失误。归结起来，从疫情信息发布、防疫措施实施，到患者救治、疫情数据统计，再到疫苗及其他医疗物资分发，在疫情应对每一个环节上，美国都表现得混乱不堪，不仅造成病毒在本土肆虐，也给全球抗疫大局带来极大破坏和挑战。

　　这些现象背后的“病根”，则是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深层次缺陷。

　　“病根”之一：党争为大

　　两党制的美国，一些政客始终将党派利益放在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之上。新冠疫情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武器”，政客之间“权力的游戏”给抗疫带来巨大破坏。

　　早在2020年1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收到警报，预测新冠疫情将在美国发生并可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然而为了保持经济和就业数字“好看”、赢得支持率，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刻意淡化疫情警告，限制医学专家向公众发布信息，甚至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民众，称新冠是“大号流感”，感染病毒的风险和死亡率“非常低”，导致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费。

　　民主党也半斤八两，一些民主党官员在“打嘴仗”上花费了比抗疫更多的精力。不久前因性丑闻被迫辞职的纽约州前州长科莫曾在疫情初期严厉指责联邦政府不作为，其支持率一度飙升。然而纽约州总检察长今年1月公布的调查显示，科莫自己的报告就大幅压低了该州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

　　抗疫政策也沦为党争“筹码”。两党政客围绕核酸检测标准、是否应戴口罩、是否复工、医疗物资分配以及救助法案条款等频繁展开拉锯战，延迟了抗疫措施的实施。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去年5月报道，美国在社交隔离措施上的迟缓导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

　　“病根”之二：“散装”体制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治理，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各州的州权，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管理。“散装”的分权体制使美国在应对疫情时面临巨大障碍，联邦和州政府各自为政、相互掣肘，难以迅速整合资源协调应对。

　　美国联邦政府的抗疫措施缺乏强制性规定。去年3月开始，各州陆续宣布本州的“居家令”，但有的州到4、5月份就急于重启。去年4月，纽约州等东海岸7个州组建“多州协定”，加州等西海岸3个州组建“西部州协定”，不接受联邦政府领导，自行协调防疫和复工等问题。

　　联邦政府对防疫物资保障的指导缺位、筹措调配混乱，导致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陷入抢夺防疫物资大战。在去年疫情蔓延高峰期，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等争相抢购呼吸机，相互之间不断抬价，甚至闹矛盾、互相指责。

　　美国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主席克莱伯恩批评说，疫情在美国暴发6个月后，美国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来保护人民健康，其直接后果就是各州抗疫步调不一。

　　“病根”之三：生命鸿沟

　　美国多数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企业是私营的，医疗成本高昂长期为人诟病，而美国政府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改变资本的主导地位。资本优先、利益优先使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得不到平等保障。所谓“民主灯塔”在疫情中留下了侵犯人权的新纪录。比如，一些医疗机构就默许对新冠患者“选择性救治”，贫困民众、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首先被放弃治疗。

　　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在新冠病毒面前，美国富人和权势群体优先获救。在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调查中，1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员出现新冠感染相关症状，将因为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

　　美国疾控中心今年6月数据显示，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的风险是白人的2倍，死于新冠的风险是白人的2.3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人群感染新冠及病亡的风险也都高于白人。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非洲裔新冠病亡率远高于总体病亡率，并非出于生理或基因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因素使非洲裔更易被感染。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大量民众长期失业，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等矛盾进一步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等机构的研究显示，美国贫困率从去年6月的9.3%快速上升到同年11月的11.7%。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不是新冠病毒撕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裂。”

　　“病根”之四：社会极化

　　美国一些群体片面强调个人自由。戴口罩、社交隔离、打疫苗等措施遏制疫情的效果在科学上早已证明。然而在美国国内，要不要推行这些措施变成了价值观之争，上升到是否“侵犯个人自由”层面。伴随而来的是反口罩、反隔离、反疫苗等各种抗议活动，严重阻碍了防疫措施的推行。价值观分歧又与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激烈而极化。

　　去年4月，美国20个州的部分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州政府颁布的“居家令”，很多抗议者既不戴口罩，也未保持社交距离。

　　在今年7月以来的第四波疫情中，美国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连连上升，然而多个州仍深陷“该不该强制在校戴口罩”的争论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7月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学生戴口罩，称决定权应在家长手中。

　　“病根”之五：美国优先

　　新冠疫情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仅没能承担起应负的国际责任，反而任由病毒向别国扩散，在疫情急剧扩散期放任大量美国民众出国旅行；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囤积远超其国民所需的疫苗并限制疫苗出口；在抗疫关键时刻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扰乱国际抗疫大局。

　　超过66万生命凋零，没能让美国政客反思国内抗疫失败的原因。他们反而急于借病毒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以转移民众视线。为了利用溯源问题达到政治目的，美国政府企图施压世卫组织发起针对中国的“定向溯源”，还动用情报机构炮制所谓的溯源调查报告。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弗拉基米尔·丹尼洛夫说，华盛顿正以最无耻的方式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其他国家的关切……根本不在拜登政府考虑之列。”

　　种种以邻为壑的行径，是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对外政策的体现。美国一直信奉“美国例外论”，执迷于鼓吹自身体制和价值观的优越性，而实际行为又是自身利益优先，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越来越招致国际社会反感。

　　“我们正在辜负彼此”，今年8月《今日美国报》周末版以此为题报道美国当下的第四波疫情。如果不祛除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种种深层次“病根”，可以预见，美国的疫情难以真正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