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经常被用于形容那些显而易见却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气候风险就是这样一头隐形的“大象”。
随着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频发,这头“大象”也正走入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从2016年绿色金融元年到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再到如今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发展最大的共识,绿色低碳转型迎来跨越式发展。据测算,碳中和将带来百万亿元的投资机遇。
巨量的融资需要绿色金融作为后盾。根据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2023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7.05万亿元,同比增长38.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7.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5.45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9.6万亿元和8.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7%。
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转型领域的过程中,人民银行设立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对《金融时报》表示,今年1月,人民银行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既能够更有力地管理资金流向、降低信贷风险,也能够保障传统能源等高排放行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进而保障能源的总体供给能力,更好发挥金融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
减排量对应贷款利率“折上折”
2023年春节前最后的几个工作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的客户经理周经理还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分行与客户宁波储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瓦公司”)之间,仔细落实授信开通条件和若干合同文本的准备工作。
“整个春节假期都在想着这个工作,直到1月30日,这笔498万元的光伏项目贷款顺利落地。”周经理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储瓦公司将开发建设两座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292.01吨的良好环境效益。这笔贷款将专项投入该项目。”
不过,和很多项目不同的是,这笔近500万元贷款的利率尚定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这笔光伏项目贷是一笔碳减排挂钩贷款,是兴业银行基于人民银行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创新设立的。该模式将贷款利率与分布式光伏项目所生产出的绿色电力挂钩,把绿色电力转化换算成相应的碳减排量,由银行为客户设置分档利率。这样一来,客户在原本已经享受人民银行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利率优惠的基础上,只要能在一个年度中实现预期发电量目标,就能享受到“折上折”优惠的执行利率,而且利率减免政策还能逐年叠加。
“这种新模式对企业提升光伏电站整体质量确实是一种有效激励。”储瓦公司负责人赵新表示,本笔贷款本身已经在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下享受了远低于光伏行业常见租赁融资价格,若在存续期内持续达到目标设定值并触发利率下浮优惠,还可为储瓦公司额外节约融资利息,这对小型光伏投资企业来说具有良好的绿色普惠意义。
“我们也更有动力选择购买更高效的光伏组件设备、采用更先进的光伏发电技术,同时更加积极地实施日常运行维护,确保发电机组保持良好工况,实现发电目标,争取享受更加优惠的贷款利率。”赵新表示,这种利率“折上折”模式的碳减排挂钩贷款对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了。
推动降低“绿色溢价”
上述光伏项目贷正是基于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上的创新信贷产品。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一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
对于碳减排支持工具如何发挥引导作用,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即提到,针对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低碳领域面临较高的“绿色溢价”,人民银行创设了碳减排支持工具。
所谓“绿色溢价”实际上是转换价格的概念,是“碳中和”的重要分析工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中国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芮萌表示,这个“绿色溢价”就是企业愿意为购买碳排放量支付的金额上限。通常情况下,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会率先减排,而成本高者则不愿意减排。
而金融可以通过价格“指挥棒”来引导资源配置。“目前,在大多数领域,绿色溢价是正值,而降低绿色溢价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两种路径:一是增加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基于碳的社会成本对高碳技术的排放进行定价,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借以提升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二是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类绿色激励措施降低零碳技术的各类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将零碳技术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提升零碳技术的经济成熟度。
“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使得使用清洁能源比化石能源的成本更低。如此,就能够更好地撬动全社会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鲁政委表示。
实际上,不仅是前文提到的兴业银行碳减排挂钩贷款,依托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出的绿色金融产品还有很多。例如,为支持福建某海上风电企业开发“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项目”,中国银行莆田分行主动上门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并开启绿色通道快速审批放贷,15天内完成授信,并充分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政策红利,调减该笔贷款利率至LPR下浮120个基点,为项目建设提供低利率、长周期信贷资金保障。
恒丰银行对聊城高新区领航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光伏项目业务也使用了碳减排支持工具。该笔业务中,恒丰银行聊城分行为企业申请了碳减排支持工具贷款,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以较低利率为企业累计节约财务费用数百万元。
“碳减排支持工具作为引导更多资金投入碳减排领域的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资金的增量来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王遥认为,这种“先贷后借”的机制尊重市场化原则,推动市场增加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力度,既能够更有利地管理资金流向、降低信贷风险,也能够避免对传统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抽贷断贷,保障了能源的总体供给能力,更好发挥了金融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
加快推进转型金融
自2021年11月创立以来,碳减排支持工具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披露,截至6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分别为453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33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过7500亿元,带动年度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今年1月,人民银行决定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中,碳减排支持工具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将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金融机构范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在《报告》中,人民银行也表示“对于仍有必要支持或需要持续支持的领域,如普惠金融、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人民银行将延续实施相关工具”。
对于如何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业界也有诸多建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就提出,当前我国绿色项目和支持目录所覆盖的领域普遍面向具备碳减排效益的项目,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支持清洁能源领域、节能环保领域和碳减排技术领域。但是,根据我国现有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光靠现有的绿色贷款与债券无法完全满足“非绿”“浅绿”行业的绿色转型需求,因此金融部门需要开展业务和工具创新,以支持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被视为一种补充。此外,更多围绕转型金融的标准和支持性政策也应加快推进。对此,王遥建议,既要立足区域产业结构视角,以面向支柱型高碳产业为示范,制定区域性转型金融规划,又要立足产业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符合各个行业发展规律的转型金融支持策略,强化转型金融政策和产业转型政策的衔接,同时机构层面要加强转型金融研判与投放能力,基础设施层面则需多方协同构建转型金融基础设施。
在政策协同方面,也有不少专家提出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综合施策。“在结构化目标下,财政政策通过补助、贴息、税收、奖励等手段可以激励产业绿色升级,其主要目标仍然在于解决外部性的问题。譬如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绿色环保企业给予补贴等激励优惠,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给予赋税等约束措施,利用公共财政缓解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王遥补充表示。
相关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