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具备艺术性、公共性和场域性。那么抛却场域性,站在国家层面,借助其艺术性和公共性,按照公众能够普遍认知和理解的文化内涵,以公共艺术的形式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认同,来助力或参与实施国家意志是可以预期的,且操作性极强。
从20世纪60年代“公共艺术”的概念提出以来,它是作为一种大众的文化福利而存在的。公共艺术是公众的艺术,它是服务于公众的。在我们生活环境中出现的公共艺术,首先应该具备基础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基于所有人的,是可以被共享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融入艺术理念和技术手段,让公众享受公共艺术带来的文化和趣味。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一方面是指经由社会公众参与的,针对社会问题和需求而形成的公众舆论及社会反应,包括公众社会对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动议形成、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方法和程序;也包括鉴于公共艺术的实施过程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的公开评价,其内容范围涉及对公共社会的公共精神、环境品质、生态关系、公民素养及审美文化取向等方面的审视和讨论。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城市和人口的不断扩张,人居环境、工作方式和通讯手段的急剧变化,传统概念的城市公共空间已远远无法满足和承担起方便公众交流的使命,而通过艺术智性和包容性的介入,却可能创造出更多人们相遇、相谈的机会与空间。
国家意志,是指国家为了维护存在和推动发展而产生的诉求。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个体诉求形成个人意志,国家意志是个人意志的集合,具有诉求整体性、行动统一性和执行公共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国家意志必然是整个社会意愿的体现,也是人民所期待的目标和追求。由此可见,国家意志的推广不可能是简单粗暴的填鸭式灌输,而应该是春风化雨式的潜移默化。那么用公共艺术来呈现这种“春风化雨”无疑是一种极好的选择。
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推广,高度凝练的二十四个字,却往往在具体执行层面落实到地方的公共空间,只是文字内容的堆砌和简单的物理呈现,这种标语式的表现形式很难使得大众产生共鸣,最终往往流于形式,无疑是对公共环境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公共环境贯穿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公共环境里所体会到的心情和经历是会影响到这一整天的情绪的。姑且不说那些令人反感的公共艺术,那些不被人们注意、或者说根本没有给人们带来美感和愉悦的公共艺术作品肯定是不成功的。
以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友善”为例,增加城市公共空间里可以使人心生喜悦、会心一笑的公共艺术元素,远比单纯的文字标语更有效果。它可以是春季路旁绿化带里一从怒放的鲜花球,也可以是盛夏城市广场喷泉激荡出来的水雾;又或者是一个萌宠微笑的雕塑,像西安市超大型的雕塑作品“HELLO!熊”。那么,或转角偶遇、或徜徉其中,人们在工作中所累积下来的火气、脾气或生活中的羁绊、烦恼,随着这片刻的莞尔而松弛下来,进而可能忽然化为乌有,宁静下来的内心自然会生发出中华民族基因里的与人为善。于是乎相由心生,恬淡自来。
公共艺术,因其智性所包含的创意、风格、技巧和媒介,尤其是美学品质,其本身都包含着自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与大千世界和普罗大众一直都产生着创造性的互塑关系,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影响或制约的关系。
接下来再说说国家放开二胎、三胎政策的宣贯,为了推进政策的落地,国家以一种壮士断腕的姿态先后对老百姓诟病已久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座大山予以大力整治且收效明显,从根本上把民众在这三方面的花销降了下来。可家庭生活压力的降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生育率增长。究其原因,想必是大疫三年和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信心缺失。所以,哪怕是育儿成本的降低,依旧迎来的是近六十一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那么,在各级政府各个维度的努力降低生活成本算经济账的举措之下,能否给公共艺术一部分份额打打感情牌,发挥其公共性和艺术性来攻心为上,营造一些浪漫主题的公共艺术空间,或者用爱情元素的公共艺术装点一下大众的日常生活。如此,哪怕是多增加了一次牵手的机会,也是切切实实的成果。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总是要先开个头吧。
而且,相比较那三座大山降本的大动作,公共艺术层面的投入,肯定是性价比更高的。在这上面,各级政府或主管部门的主官,可以把视野放宽一些,聘请当地有专业影响力的文艺大咖作为主理人;或者设置一个诸如政府艺术总监的常设职位,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做些真正花心思、见成效的工作,不求高深、只求共情,从而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双赢局面。
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是要考虑服务对象是谁,要表达和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是需要艺术家和决策者反复揣摩的,究其根本无非是与民同乐。
再比如喷泉这个题材,国内大多数城市都会在城市广场设置一个大型音乐喷泉。喷泉的标配则往往是有一定深度的蓄水池、五颜六色的水下灯光设施,主喷泉的口径较大,喷射高度一个赛一个高。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喷泉周围要设置隔离围栏,以避免因此产生的伤人事件,尤其是对孩童的伤害。诚然,城市广场喷泉的确给老百姓在炎炎夏日带来了凉爽,也算是有了互动。可这围栏的设定所带来的距离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观国外城市广场喷泉的主流模式,则是不设定可以蓄水的、一定深度的水池,而是尽可能地将喷泉平面化,只留与地面齐平的喷水口。这里面有很多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蓄水就消除了孩童溺水的可能,而地面的平整且有一定的防滑设计是为了预防孩子滑倒,且喷水的压力往往不大,以免误伤小孩;同时也要兼具美感和互动性。
例如芝加哥市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Crown Fountain)就是上述标准的典范。这个公共艺术作品是由西班牙艺术家乔玛·帕兰萨(Jaume Plensa)设计制作的。这是两个高达15米的玻璃砖立方体,每个立方体有一面是LED显示屏幕,交替播放着1000个芝加哥市民的笑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每隔5分钟,屏幕中的市民口中会喷出水柱,变幻莫测,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一个交互性的新媒体装置艺术,艺术家把市民的日常活动引入到公共艺术当中,作品内容和面对的受众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其制作技术的先进性、造型的现代美感和地点的专属性。这个作品的“先锋性”恰恰就在于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艺术精神。
当然,作为全球一线大都市,公共艺术是芝加哥著名的城市名片。其中,不仅有伟人和名人雕像,有古典主义的女神和天使,有青铜的战士和铁马等“保守派”的公共艺术,更有众多世界级的、现当代的“先锋性”公共艺术作品。例如,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2004年完成的“云门”(Cloud Gate),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在1974年完成的“火烈鸟”(Flamingo),毕加索(Pablo Picasso)于1963年赠送给芝加哥市政府的“无题”(Untitled, known as The Picasso)等等。这些内容风格迥异的公共艺术作品和芝加哥的城市景观融为了一体,并不因其材料、造型和功能的差异而显得突兀,反而恰恰凸显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包容和大气,而这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不正是中华文明的胸怀和本色?
随着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和公民公共意识强化的同时,用心探求民众在精神文明层面的需求,创建全新的平台和模式,拓宽公共艺术创作和展示的实践路径和场景,势必会带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升级。
如今,公共艺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坐落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或与自然景观相融合且互为表里,又或与当地的人文和历史脉络相契合,形成自身对城市的影响力。可以想象,当具有中华元素的公共艺术作为文化名片在全国,乃至全球落地开花的时刻,那份荣耀无可附加!
想必,这就是公共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吧。
( 作者:赵俊辉 河北中合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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