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让中国工业在全世界出彩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所以实现经济繁荣应该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工业、制造业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就要依托项目驱动，深化产业务实合作。

　　工业、制造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务实开展产业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近四年了，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4.3万亿元，其中“一带一路”进出口总额为6.3万亿元，占25.9%，占比约四分之一；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4%，其中对“一带一路”投资145亿美元，占8.5%，这个比例不大，但是在发展中。特别是对外承包完成营业额1594亿美元，增长3.5%，其中“一带一路”760亿美元，占了47.7%，几乎占了一半。“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所以实现经济繁荣应该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工业、制造业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就要依托项目驱动，深化产业务实合作。具体说来，要抓好五方面的合作：

　　第一，开展交通运输、电信、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我国陆上与沿线15个国家已经开通了上百条公路运输路径，建成了11条跨境铁路，51列中欧铁路运输班列，海上与5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海域协议，参与了13个国家20多个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在空中与43个国家直航海陆空共同组成立体的“交通大通道”。近期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高铁已经开通，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高铁正在筹备建设。我国与东盟相邻国家共建信息网，华为、中兴、中国移动建设境外4G网20多个。我们与东非五个共同体国家协议共建信息“高速公路”。此外，在油气管线方面，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缅甸油气管线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与巴西投资和并购电网公司成为巴西的重要输变电运营商。

　　第二，工业制造业“走出去”投资工业项目，推进产业合作。当前，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核电国际合作，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核电第三代技术与法国的公司联合承办了英国的合作项目。随着企业走出国门，中车集团在美国、新加坡、洛杉矶等城市建设了制造基地。近几年，工业项目由单个项目发展集聚成为建设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在国外园区聚集了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和深加工项目。

　　第三，广泛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我国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桥梁建设方面实力雄厚，中铁建、中国路桥、中国建筑等央企“走出去”承建项目取得良好的信誉和品牌，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集团等工程机械企业跟随工程承包走出国门，展示了质量、性能、创出了中国品牌。

　　第四，为外贸提供有力的支撑。工业品出口占货物贸易总量的95%，机械设备、电子信息产品等占比总投资的57.7%。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高、性价比高，创出了品牌。我国的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已经覆盖到102个国家，最近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拿到7.2亿的订单，很不容易。我国的手机一年生产18亿，三分之二用于出口。华为、oppo、vivo等智能手机品牌享有良好的信誉。我国的轻纺传统产品继承传统优势，近几年注入了先进的技术、文化，向高端、时尚化不断发展。我国的食品工业深加工，尤其注重绿色、健康、安全，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进口额里72%是工业品，其中不少是制造业零部件、关键材料；另外28%是初级产品，很多是制造业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

　　第五，要发挥优势，“走出去”开展资源合作。五矿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办铁矿，有色矿业集团到赞比亚合作开采铜矿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这些合作不仅使企业拿到了资源，更重要的是协助当地共同开发。我国石油石化行业有自己的勘探、开发、深度加工技术优势和自己的工程技术队伍。中海油用151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增加了30%的油储量。中石油在中东、非洲、南美富油国地区开展了并购和合作开发，海外份额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中石化在韩国、沙特投资建设2000万吨的大型炼油厂，去年炼厂正式投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收购了阿布扎比石油公司部分陆上油田，每年收购200万吨的油田，相当于我国中等的油田，每年可以拿到1000万吨的原油进口量。

　　提高防范和避免投资风险的能力，保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顺利成功

　　投资是对外合作的高级形式，在合作共赢取得成效的同时，企业更应该研究怎么防范风险，如何保障投资合作顺利开展。根据多年的积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风险。

　　第一，要警惕社会安全风险。由于受到当地各种冲突的影响，在高风险地区的投资难免会遭受挫折，甚至在少数国家曾经发生过受到恐怖威胁，导致我方人员伤亡的事件，比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赞比亚、苏丹都有先例。但高风险地区往往又有较好的商机，投资潜在的风险要做综合调查分析，要和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组织联系，在合同中要写明确保安全的条款，得到承诺。企业应该对东道国的政局、经济作出预判。事实上我们的企业没这个能力，不可能对该国家的政局、经济有全面的评价，怎么办？就要依靠我国政府告知企业，指导、帮助企业与东道国相关机构、外事局建立联系，当遇到问题时尽量给予疏通，还要提前准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政府应该出面给予交涉或者处置，以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我方人员在境外的安全。

　　第二，要警惕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风险。某些并购和投资项目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国家的重要行业、重要领域，往往会被政府严格审查。所以企业在前期尽职调查的时候，对他们的法律规定、政策动态要深入考察和梳理，按照商业行为准则做事，防范不规范、不合法的事情发生。比如，美国设立安全委员会，对跨国投资进行审查，华为、中兴、中海油、中化、三一重工等都曾被拒之门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有些国家有美国的企业，有美国的股份，有美国的利益。比如去年美的集团40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集团就遭遇美国干预。此外，我国企业还要在规范决策程序的同时加强财务审计和纪检监察，防范违法违纪现象产生。

　　第三，要防范资金、技术和市场风险。一些在海外发生的资产并购、市场投资，由于不可能到当地做调研，因此做可行性调研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目标企业的权益、债权、债务、经营管理、财务状况以及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等，不要盲目地并购。对于目标项目当地的资源、市场、区位、交通、技术标准、社会环境等都要了解清楚。另外，因为可能执行不同的会计准则和货币兑换等因素，在进行资产评估，或者对项目收益评价时，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在融资方面，目前企业“走出去”投资大多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在国际上发债，定向发股、换股等以直接融资的方式现在还很少用。融资方式单一不仅容易形成财务腐败，而且面临信用、利率、汇率的风险，更需要谨慎。在跨国投资中还要注意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从行业发展到全球经济，都存在周期性的兴衰和评估的规律。以石油为例，前几年油价100多美元的时候“三桶油”积极“走出去”收购，这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摊子铺得太大，有些项目就出现了亏损。所以，企业选定项目应该是自己的主业、强项，要注意技术的先进性，更要注意实用性和可靠性，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如果投资项目的产品市场太大，对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要有所预防。

　　第四，化解文化融合及机构整合的风险。并购完成后需要对两套运行体系进行整合。新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投产也要和当地机构、人员打交道。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员工人事的融合相对困难，长期形成的理念、思维、方式和习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不协调、不和谐，甚至人才大量流失。并购项目前后要制定比较完美的整合计划，包括机构、人员、技术、装备，既要有进步，有改革，也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吉利公司开始收购沃尔沃的时候，当时欧洲和瑞典处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沃尔沃员工听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兼并时还举行了示威。当时李书福提出了不裁员、不关闭、不移走的“三不”战略，第二年就盈利了，第三年开始分红了，这次并购很成功。还有华为公司也是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目前，华为外籍人员有23000多人，占职工人数的19.2%，而且高管也为外籍员工打开大门，这样就增强了凝聚力。

　　防范上述风险光靠企业努力是不够的，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具体要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要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包括发展定位、产业选择、区域抉择、投资趋向、合作方式等内容。在总体规划下，制定行业和60个国家的专项规划，防止无序“走出去”。政府对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科技实力、社会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指导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宣传方面不宜指明转移产能。去产能和“一带一路”、“走出去”不要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也不是把落后产能转移出去，人家也不会要的。“走出去”的是世界级水平的核电、高铁，钢铁也是一流的装备技术“走出去”，绝不是小钢铁。“一带一路”更准确的是产业合作，包括技术、装备、人才等方面。

　　二是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并购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外汇支持、保险、税收政策制定出适应的操作方法和相应的保护政策。很多企业为当地的环保、社区建设、教育、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履行了社会责任，要将我国企业“走出去”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出总结。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李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