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径依赖、地理因素、对外开放和企业家精神看——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转换

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经历了从北方到南方转换的过程，前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后期经济重心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和东南地区，分界线是南宋。南宋以来，南方特别是江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从1978年至今，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纵观中国2000多年来经济重心转变历程，以1000年为中折线，前一个时期是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而导致的经济重心转换到江南地区，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原因不是由于南方经济发达，而是因为战乱（如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但南方地区却因北方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力而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发展与繁荣。在南方成为经济重心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没再改变过。至少从南宋以后，北方就再未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历史的路径依赖因素。一个地区为什么发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发达，历史赋予其发展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区域差距是历史的函数。唐朝时期，江南的苏州地区（姑苏）就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富庶之地。我们在宋朝著名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中也可见一斑。词中对杭州（钱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由此可见，宋朝时期的杭州已经是个大都市，而且商品经济发达，买卖兴隆，市列珠玑，家家绫罗绸缎，竞相攀比豪华阔绰。

地理因素。有学者认为，东北地区的衰落在于气候寒冷，这可能是一条原因。的确，地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相对湿热的气候，正是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地理条件的转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道：“由于水运开拓出了比单一陆运更为广泛的市场，因此各行各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现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内陆地区普及推广开来。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这一种运输方式，那么那些偏远地区之间肯定没办法进行商业往来……远离河海的内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长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区域销售，而无法远销各地。”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在近代经济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大大增强，临海意味着交通便利，更临近世界市场，经济自然发展得更快。

对外开放因素。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原因何在？对外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诀。宋朝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已经摆脱了朝贡贸易的窠臼，海上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陶瓷和茶叶，这与陆上的丝绸贸易不同。这时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经商主要聚居在福建的泉州，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方第一大港，人口超过百万，宋朝的铜钱也成为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部分国家的通用货币。明清多数时间实施海禁政策，明朝与海外国家的贸易，也以勘合贸易形式存在。勘合贸易是朝贡贸易的一种，指明朝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即使是勘合贸易，也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清朝时期不论是“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皆发生于东南沿海地区，无一个通商口岸在北方。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在南北经济发展过程中，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具有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成为难以复制的内在驱动力量。东南地区上海与江苏地形以平原为主，江苏省平原面积占比86.89%，利用这种优势，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而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备江苏特征，三省均以山区为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优越。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内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广东省山地丘陵台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0.22%，而平原仅占19.78%。由于农业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三省人民向内发展受阻，只能向外闯荡以谋求生路。与南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的主流思想相对，南宋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振兴南宋的途径。在这样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中，东南地区企业家形成了一种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吃苦精神、开拓精神，企业家精神得到弘扬。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