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破冰者黄文麟

　　黄文麟如果重回故地，会看到什么景象？
　　在福州东二环岳峰高架桥路口的西北角，一个新小区数栋高楼拔地而起，正进入新房交付前的最后装修安装阶段。
　　原福州市第二化工厂留守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查阅了保存的图纸，指着面前一栋显眼的黄色配套商业裙楼说，“这栋楼的位置就是原二化厂招待所的原址”。
　　40年前，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封由福建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政府“松绑”放权的呼吁信，石破天惊，向计划经济的企业管理制度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改革序幕。
　　黄文麟是这封呼吁信的发起者、主笔者、传递者，是企业改革的主要推手，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南平地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他的名字与中国企业改革的命运紧紧相连，是注定被历史记载的标志性人物。
　　2024年2月27日上午，黄文麟在福州家中的书房里接受了中国企业报和福建电视台联合采访。黄文麟精神矍铄，穿着一件中式的深蓝色外衣，一头雪白并不稀疏的头发，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透着文质彬彬儒雅的气质。他虽然身形瘦小，但腰杆挺直，讲话声音不高却有力度，有气场，条理清楚，思维敏捷，逻辑性强，很多历史的细节，他回忆起来清晰如昨，完全不像一位91岁高龄的老者。若是偶尔有一点没有及时想起，他抱歉的笑着向我们打招呼“对不起”，显出真正的大家，透着满满的谦逊。他在回答提问展开讲述时，手势动作丰富，随着讲话内容或举起，或放下，或挥动，或扳着手指列举一二三，但表情始终平静从容，显得坚定刚毅又看似平凡普通，这神情也是黄文麟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期许——心系企业改革之命运，却把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
　　历史的先声：企业改革破冰

　　当历史刚刚翻开新的篇章，先知先觉的勇敢者已经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广东深圳、珠海和福建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南巡中的一系列讲话，为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开始了系统而深刻的蜕变，揭开改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同志在广东攀登罗三妹山，下山时陪同人员建议他原路返回，可他偏要去另一条陡峭的山路，给出的理由是，“我不走回头路”。邓小平这次南巡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和不走回头路的坚决，鼓舞了一批敢干敢闯、有改革意识的地方官员和当时叫厂长、经理的企业家们，解放思想，打破旧体制的观念枷锁。
　　南巡一个月后，“春天的故事”发生在福州二化厂招待所内。某种意义上讲，福州二化厂招待所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祥地。
　　1984年3月22日至24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二化厂招待所召开。在顺利完成成立大会议程后，会议开始讨论怎样搞活企业，完成省委确定的“两位数三同步”增长（工业产值、利润、税收同步增长10%以上）的目标任务，并分别由中外合资企业福日电视机公司董事长游廷岩介绍先进经验和国企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改革试点成果。不料与会厂长经理感到完成省委下达的“两位数三同步”增长任务压力很大，对两位先进典型的发言也强烈不服气。“有你们那样的自主经营权，我也可以搞好企业，甚至搞得更好。”参会企业代表集体抱怨的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没有合资企业、试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然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中。生产计划统一下单、原材料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工资统一定额、人事统一任免的“五个统一”，犹如五花大绑，捆住了厂长经理们的手脚，企业经营管理无法施展开来。研讨会变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诉苦会，无权之苦的抱怨声愈来愈大，代表们情绪愈来愈激动。有代表称，“工厂连修个厕所也要层层报批”；还有代表说，“工厂上个新项目，要求爷爷告奶奶盖百来个公章”。
　　黄文麟端坐在主席台的中间位置，静静地听着厂长经理们要求放权的呐喊声，看着他们一张张抱怨被束缚住手脚的愤怒表情。内心很受震惊，早已波澜起伏，企业经营者被“捆绑”的严重程度超出他之前所掌握的情况，他意识到落后过时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黄文麟当时的身份是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分管企业管理的负责人。作为一名坚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信念、身上流淌的热血和莆田人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鼓舞了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台上的黄文麟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豁出去了”，做出了此生事业上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以一个改革家的敏锐、丰富的经验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抓住企业家们集体诉苦的契机，顺应时代潮流，改革不相适应的旧体制，提议“以出席会议的55位厂长经理集体名义，直接上书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呼吁‘要权’。”他的这一招得到了代表们一致叫好。
　　40年后，黄文麟在他的书房里面向我们解释起为什么提议向省委书记、省长写呼吁信的原因？“我虽然在省经委工作，但束缚住企业经营管理权利的有众多政府部门‘婆婆’，要松开绑在企业家手上身上的绳索，也就是要让这些‘婆婆’们权利下放给企业，这是体制问题，不是哪一个部门能解决的。如果用常规的办法，一般的渠道，搞个会议简报，或者写个报告层层上报，根本无济于事。”
　　黄文麟主笔起草了呼吁信，集中会议代表讨论意见，要求下放五条权利，大意是：一、下放干部任免权，除副厂长由厂长提名报批外，其他干部均由企业自行任免；二、打破干部“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能上能下；三、自行支配使用提取奖励基金，实行多种形式的内部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四、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情况下，允许企业自产自销；五、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呼吁信完稿后，黄文麟起了个鲜明的标题《请给我们“松绑”》。“我想，既然是冲着‘捆绑’体制去的，那就用‘松绑’，既有针对性，也比较形象。”
　　“‘松绑’这个词，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黄文麟还首次向我们披露标题中使用“松绑”两个字的由来。他说过去看古代戏，舞台上双方打仗，一方武将被打败抓了成俘虏，后来谈和了，获胜一方的将领下令给手下败将松绑。说到这个词时，黄文麟惟妙惟肖地学着唱戏的演员拖着长长的尾音大声喊“松——绑--！”
　　“当年我们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被‘五花大绑’，要给他们解开绳索，同时也有解放思想的意思。没想到我们使用的‘松绑’这个词，随着时代的发展，之后被广泛应用，成为改革的代名词，还被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松绑’一词注释增加一条‘给企业松绑’。”黄文麟说。
　　1984年3月23日下午，“松绑”呼吁信经大会通过后，黄文麟和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满怀着55位厂长经理们的渴望之情，马不停蹄直奔省委机关，将这封联名呼吁信送达给省委书记项南秘书手上。黄文麟和55位厂长经理没有意识到，他们勇闯企业改革深水区的创举，将自己和福建置放于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当天下午没过多久，项南秘书打来电话：项南书记对呼吁信已经批示，并转给《福建日报》了。
　　“没想到项南书记那么快作出了批示。福建广大干部群众公认他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书记，所以我们才壮着胆直接给他送呼吁信。”黄文麟深情回忆起当时省委书记项南，“他的批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天，1984年3月24日，是一个被载入中国企业改革史册的日子。《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55位厂长经理上书政府要求“松绑”放权的呼吁信全文，犹如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大地。人类历史上无数变革都来自于危机，福建企业经营自主权被“五花大绑”的集体诉苦、要权，就是一场危机的预演。就像项南书记亲自在《福建日报》上为55位厂长经理联名呼吁信代写的按语，“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新闻舆论的强大影响力和福建省政府随之出台的企业放权改革政策，迅速引发八闽大地企业改革的滚滚热浪，特别是对人的思想解放和旧体制种种弊端形成强大冲击波。
　　很快，企业改革的冲击波从福建扩展到北京、到全国。时代的浪潮跌宕起伏，奔涌向新的方向。仅仅不到一周时间，3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福建55位厂长经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中央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声席卷全国，影响广泛深远，形成改革共识。
　　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声也引起了高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4月15日，应国家体改委的邀请，黄文麟带领参会的五位厂长经理代表赴京汇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专门花了两天时间主持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详细听取黄文麟一行的汇报。黄文麟回忆，“童大林在讲话中生动赞扬了呼吁信，像一块石子扔进池里，掀起层层波浪。他指出，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时任国家经委主任、中国经济界德高望重的泰斗袁宝华见到黄文麟汇报组一行，高兴地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对我们（企业改革）工作起到了很大的的促进作用。”袁宝华在后来2006年一篇文章中，特别赞扬了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呼吁政府“松绑”放权事件，称“这一惊世骇俗之举，击中了旧体制的弊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初。福建率先剪断绑在企业家手上脚上绳索、闯出一道别人不敢闯的关。1984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9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次年，1985年全国推行厂长负责制，明确厂长是一家之主，拥有法人代表应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国各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革热潮，压抑多年的企业活力、创造力喷涌而出，企业经济效益、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高。中国经济改革由此进入新阶段，从1978年的农村、农民，到1984年的城市、企业，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企业改革元年。
　　当代经济史学家将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户秘密签订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制和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上书政府“松绑”放权呼吁信，并列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农民农村和城市企业两个破冰性质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者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后者调动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释放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可以说，福建企业“松绑”放权的改革，是企业制度的重塑。
　　回望40年前的这段历史，虽说时代造就了英雄，但对改革家来说，打破旧体制的枷锁，破冰前行，不仅需要勇气，更是暗合了他的选择。历史证明，坚定的改革信念促使黄文麟主动拥抱变革，成为新时代潮头的改革先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文麟“豁出去了”的成果使企业得到了经营自主权。他的现代企业思想和改革信念，锻造出一颗奔向市场经济的开放心灵，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为表彰黄文麟对企业改革的突出贡献，2008年10月6日，黄文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荣誉称号。在那个开放包容、改革进取的1980年代，涌现许多改革者，群星璀璨绚烂，黄文麟就是其中一颗星。
　　然而，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赞扬和对他个人的高度评价，黄文麟始终谦逊虚心。他过去在会议、表彰等不同场合和自述文章中，多次表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是时代的呼唤，是企业家、领导者和舆论媒体共同努力、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合力性效应。”采访中，黄文麟又一次真诚动情地说，“试想，没有企业家苦中呼喊，哪会萌生上书之举，就不会有呼吁信的产生；没有省委书记项南的批示、果断决策和国家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呼吁信就不会展现出来，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没有媒体的传播，就不会影响到全国，取得改革的破局。”
　　为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而倡导立法

　　黄文麟对企业改革事业的关心和对企业家的厚爱，融入了他的血液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三个子女没有一个公务员，没有一个靠他的关系或者他出面打招呼安排工作。但他却为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得到永久的法律保障，花了十年时间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奔波，经受一次次挫折，毫不气馁，无怨无悔。
　　他回顾，在企业“松绑”放权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梗阻”现象，权力下到企业的中间，被梗住了。有的放小权不放大权，有的放权不放心，有的虚放实收，有的明放暗收，甚至有的放了又收。造成放权不到位、不落实的原因，既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观念问题，也与部门利益相关。另一方面，企业又出现“三乱”现象，很多部门伸手向企业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严重侵犯了企业的权益。
　　黄文麟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全球化加深，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企业外部环境条件存在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就企业来说，政企分开、企业减负、劳资关系以及反对假冒伪劣、反对地方保护以至对外的反倾销、反补贴等都涉及企业权益问题。就企业家来说，处于各种矛盾交织摩擦中心，改革的利益调整，一些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企业家在政治、经济甚至人身安全等方面遭到伤害。因此应当从根本上制定法律来保障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他说到做到，积极推动为企业家权益保护立法。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黄文麟领衔向大会提交《关于制定企业家法的议案》，这是全国人大会议史上第一次出现为企业家维权的议案。2001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黄文麟再次领衔向大会提交《关于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法〉的议案》。遗憾的是，两次提案都没有结果，有赞成的，有不理解的，甚至反对的。
　　为此，黄文麟请教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陈锦华表示，“我很赞成企业家立法维权，但是当前条件下，全国性立法的条件不成熟”。并建议黄文麟，“你先从地方法规开始，之后再推动全国立法。”
　　根据陈锦华的意见，黄文麟调整工作方向，回到福建，继续为立法维权奔波。2002年1月，在福建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联络福州、南平两个代表团，同时向大会提交《关于要求制定〈福建省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条例〉的议案》。2003年6月，他再度以福建省企联名义向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将上述议案列入立法规划的建议。又是连续两次无功而返，依然没能让他退缩。
　　为了给企业和企业家立法，他变身为百折不挠的钢铁战士。
　　2004年黄文麟已是七十岁古稀之年，不再担任福建省人大代表。在外人看来，他已经彻底退休，自己既不拥有企业，也非企业家，完全可以不再管企业和企业家的事。但他心里装着企业和企业家，为福建企业和企业家们求得一张永久法律保障的丹心热忱不改。当年1月，黄文麟商请福建省人大代表、新大陆集团总裁王晶领衔，第三次向福建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该项立法议案，参与签名代表达105位，引起大会高度重视。终于，苦尽甘来，该项立法被列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2009年瓜熟蒂落，经过深入调查论证，福建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正式通过了《福建省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从1999年到2009年，十年磨一剑，黄文麟为企业和企业家立法四处奔波，矢志不渝。福建省为企业和企业家立法维权走在了全国前列，黄文麟劳苦功高，是为企业和企业家维权立法的第一人。
　　首次提出探索“习近平企业家理念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福建工作17年半，“对爱拼敢赢的闽商文化和光荣传统了如指掌，无论在福建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任职，屡屡赞扬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这一标志性改革事件。”黄文麟说。
　　2014年是呼吁松绑放权30周年，又是贯彻18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开局之年，黄文麟感悟到又一个改革“春天”到来了。为此，他再次发起用30位企业家名义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并亲自执笔，召开了3次座谈会，八易其稿。标题是《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就加快企业改革发展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信中表达了福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创新主体和投资主体，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敢为人先”的精神，为福建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封信2014年5月14日从福州寄往北京习总书记收。7月9日晚上，黄文麟接到在北京开会的时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潘征打来电话，告知他喜讯：亲眼看见习总书记昨天给福建30位企业家的回信。消息传到企业家耳中，欣喜若狂，激动心情难以言表。
　　引人注目的是，习总书记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1984年“松绑”放权改革。“企业家同志们：你们好！来信收悉。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
　　黄文麟先后担任16年福建省企联会长，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企业、企业家的关心、思维和作为，深有体会。黄文麟从理论上悉心探索，首次提出福建是习近平企业家理念重要实践地，其内涵由四个方面构成：
　　第一，对福建企业家精神的确立。2001年3月24日在福建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精神的屡屡赞扬，成为企业家不断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重要精神支柱。”黄文麟说。
　　第二，对企业和企业家地位的认定。同样在上述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企业家是企业的统帅和灵魂，是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一个地方的经济是否繁荣发展，也与企业家队伍的盛衰直接相关。正是有一大批满怀改革激情的企业家开拓创新，才不断推进了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在全社会形成对企业家地位和作用的共识。”这一席话瞬间点燃了整个会场热烈的气氛，企业家们报以如雷的掌声。黄文麟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的最高定位，是企业家理念的核心内容。”
　　第三，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关心企业家队伍建设，指出“企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培养与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企业家要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经营水平。在思想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诚信经营。2002年福建省企联与省文明办联合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企业诚信调研。黄文麟把调研报告呈送给时任省长的习近平总书记，并建议召开省领导与企业家共话诚信座谈会。习近平很快给黄文麟回信，充分肯定调研报告“立意很好”，热情赞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并同意召开座谈会。那一天座谈会上，他从始至终都认真倾听企业家们的发言，在最后讲话中，总书记阐述了诚信的重要意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诚信同质量、创新一起，构成现代企业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三个基本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力推进企业诚信活动，提出企业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加强自律，建章立制。黄文麟说，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不断提升企业家素质新水平。
　　第四，对营造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倡导。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时，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一站式服务”的制度，经常深入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有一次，总书记在福清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当场解决问题，马上就办。总书记提倡党政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铮友，互相交流，不搞权钱交易。“充分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就是‘亲、清’政商关系的倡导者、践行者。同时，强调要切实维护企业、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有力推动了维权《条例》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黄文麟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十分支持作为“企业之家”的福建省企联工作。黄文麟回忆说，“在当时许可条件下，省企联主办的重要活动，他都尽可能应邀参加，这使企联的同志尤其是企业家们，受到很大鼓舞，企联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黄文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切关怀企业家群体的重要理念与实践探索，是持续激发福建企业家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巨大动力，对于塑造福建新的发展优势、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从未真正过去，纪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2024年是福建55位厂长经理上书“松绑”放权呼吁信40周年，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福建企业家10周年，是一个新的重要历史节点，纪念“两封信”（呼吁信和复信）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知情人士透露，去年9月18日，黄文麟给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和省长赵龙写了一封长信，认为明年是福建“松绑”放权改革40周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福建企业家10周年，福建省应该隆重纪念，他讲述了纪念的意义，还提出三条具体建议：明年“松绑”放权问世之日3月24日召开大型纪念大会，由福建省委和省政府主办；组织“松绑”放权成就展；拍一部专题纪录片。很快，第二天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就作出重要批示，采纳了黄文麟的建议，并指示有关领导和部门认真研究，提出相关的工作方案。
　　黄文麟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企业和企业家奔波、疾呼，如今年过90高龄，本该颐养天年，还在继续操心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队伍建设，让我们深受感动不解地问，“您为企业和企业家情有独钟、倾心尽力，为什么如此一贯的关心、呵护？您很深的企业和企业家情结来自哪里？”
　　黄文麟略作思考，缓缓地回答，“我曾经在工业战线工作12年，其中直接在企业干了5年，机关8年，后来又担任福建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会长16年，对企业和企业家比较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再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企业和企业家一贯关心、重视、支持，得到了企业家们的爱戴，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应该作为榜样好好向他学习，像他那样对待企业和企业家。”最后，他深情地说“归根到底，是不忘初心的使命，共产党员是终身制，党员不能退休，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是应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