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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大学体制浮沉中研究生专业目录曲折演进与 二级学科存亡空间研究

2024-05-08 14:58 来源:中国企业网 次阅读
 
部委大学体制浮沉中研究生专业目录曲折演进与 二级学科存亡空间研究

  专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单元。研究生专业目录是规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文件,而专业维度的选择和专业口径的宽窄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科学研究前沿对知识探究的判断。在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对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全面而巨大的需求决定了研究生专业目录实行“宽窄并重、多维并存”的极端重要性和时代急迫性,以更加精准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本文回顾了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的演进历史,辨析了学科与专业的学理逻辑,提出了研究生专业目录应“以二级学科为主、多级学科并存”和学科评估中“鼓励以一级学科为主、容许以二级学科为单元”的政策建议,避免趋同性内卷,引导特色化卓越,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历史经纬与演进历程
  (一)专业目录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成功实践
  由国家制定招生目录,是我国研究生制度中行之有年并不断制度化的重要内容。1953年,高等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共计十九条。其中,规定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毕业后能够讲授所学专业的一二门课程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研究生所学专业,由高等教育部统一制定,中途不得更换,学制为两至三年。1954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师范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规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包括培养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此处科目是指以学科为维度进行划分的研究生专业)。1955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共计28条,目的是有计划地培养合乎一定标准的科学研究干部,能够独立地进行专业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学制4年,论文通过后由科学院授予科学副博士的学位,标志着我国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由于国家学位条例没有公布,因此授位工作难以实现,副博士研究生也改称为四年制研究生。1956年,高等教育部颁布《1956年高等学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招收目录和名额仍由高等教育部统一规定,当年共招生2235名。1963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全国招收研究生的专业和招收人数,均由中央教育部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实际加以规定。1963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讨论了《理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为改革开放后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制定拉开了序幕。
  (二)二级学科是研究生专业的主要口径
  研究生专业作为研究生培养中的组织单元,体现了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供求匹配和学理逻辑。因此,专业口径的宽窄和专业维度的选择,与国家发展战略遥相呼应、与社会发展阶段密不可分、与学校自身定位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只有“宽窄并重、多维并存”才能满足我国作为研究生教育大国对各种知识结构之人才的广泛需求。早在1963年讨论《理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时,研究生的专业应该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确定,其口径大概相当于本科专业的专门组,由此确定了500多个通用研究生专业,并要求各校制定出研究生培养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这是我国研究生专业以二级学科为口径范围的初步共识,即研究生专业口径比本科专业口径小,这也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和专精人才培养的结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研究生招生。1977年10月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要求师资条件和科研基础比较好的重点高校在办好本科的同时,积极招收研究生,并对培养目标和专业范围做了具体规定。据此,后续几年中,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根据之前培养研究生的经验纷纷开始研究生招生,出现了2年、3年和4年三种并行学制。1980年,全国有574个招生单位和2000余个招生专业。此时,国家并未颁行学位授予目录和批准学位权限授予,因此造成无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招收研究生的问题。直到1986年,教育部规定只有硕士点才能招收研究生,将学位点的成功申报作为研究生招收的前提,才实现授予学位目录和学生培养目录的刚性统一。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为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制定提供了政策保障。1981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在汇总全国各培养单位提出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部委系统提出的专业口径相当于二级学科范围),参考国外的专业目录,拟定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草案)》,成为招生、培养和授位的基础文件。这是我国将二级学科作为研究生专业口径的第一个制度性安排。1982年2月,在做了若干修订后以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并形成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并在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公布试行。自此,“按一级学科打基础,按二级学科培养,按三级学科确定主攻方向”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共识和经验,二级学科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口径,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化的重要经验。这种政策安排随着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二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模糊,一级学科成为说一不二的存在,并以“学科”代替“专业”,使得“专业不专”“工科理科化”“研究生本科化”的局面在激进的研究生扩招时代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三)部委大学的浮沉与二级学科的兴亡
  用于研究生培养的专业目录反映了经济社会对人才的直接需求,而专业目录的不断变化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教育领域的必然反映。部委大学体制精准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对技术干部的规格要求,并形成了研究生这种专门人才培养中产学研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704所高等学校中,教育部直属38所,国务院各部委直属226所,地方政府领导226所。部委体制院校约占了全国高校的三分之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三分之二,全国理工高校的三分之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改革的大方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加速了部委大学体制的解体和二级学科作为人才培养基本单元的消失。不可否认的是,精兵简政取向的机构改革将大量部委高校转隶于教育行政部门也是深化体制改革和学习国际经验的结果,与此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研判也推动了二级学科和研究生专业数量的缩减和一级学科的霸权地位,“学科的综合化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结构也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而灵活能够满足学科综合化要求的专业目录成为适应学科不断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学科逐渐整合这种科学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二级学科专业地位的丧失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无纸化办公前期的学科评估和二级博士点申报(实际就是研究生招生专业的申报)面临巨大的工作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互联网、云空间、远程办公、网络会议和高速交通方式这些现已普及的现代办公技术与出行条件此时极为受限,以二级学科为单元的各类申建与评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处理纸质文件并现场开会讨论,这也是科学妥协于管理的鲜活实例。不可否认的另外一点考虑是,小口径人才培养的能力和小口径学科建设的声望,部委体制大学因其行业特色鲜明、学生更受欢迎、研究更接地气,在国内的评估中具有天然优势,势必冲击以“学科”为主的综合类大学和理工性大学的尊崇地位。各种妥协最后反映在二级学科的生存空间备受限制,而以“内涵通识”为特征的一级学科不失时机地占据了学科建设的舞台。
  二、专业内涵中的学科知识与学科应用中的专业机制
  (一)专业与学科的概念混淆严重影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未能释放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同时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和基础研究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十余年间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从而使得改革开放后科研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巩固。对研究生教育规律性认识的局限也使得在培养过程中将科研提高到更为重要的高度,由此形成了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特别是在博士生培养中不那么重要的历史误区和认知陷阱。有识之士对此虽无能为力,但也忧心忡忡并积极建言。如复旦大学博导杨福家教授早在1986年就致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出,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反映在教学方面。时至今日,笔者作为早期留美归国的博导,在欣喜看到我国研究生培养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科研能力包括科研发表和专利申请已逐渐逼近并即将赶超世界名校的同时,痛感教学方面的差距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并有日益严重之趋势。追根溯源,研究生培养包括博士生培养中教学方面长期存在的差距首先源自思想认识的误区,而关于研究生教育中专业和学科这两个基本概念一直纠缠着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目录的演进历程。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单元(Instructional Program),学科是知识结构的组分(Disciplinary Subject),两者各有固有内涵和学理分野。专业的内涵是学科知识的应用,而学科的内涵是科学知识的分类。研究生培养既然以专业为单元,招生、培养、就业和质量评估就应建立在专业目录的基础上,这也是为何主要用于研究生培养功能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霸主地位建立之前,长期被简称为“专业目录”的主因。二级学科专业地位的逐渐消亡和一级学科霸主地位的渐进巩固是同时发生的。二级学科专业地位的变迁还与同步推进的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互相影响。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确立的“门类-专业类-专业”三层结构与研究生专业目录的“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遥相呼应。曾经是本科教改主流的“大类培养”也无形中影响研究生培养中以“一级学科”为主的申建与评估。1995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了《关于准备研讨博士生培养方案和修订专业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颁布的新专业目录与原1990年的专业目录相比”,二级学科(专业)由653个减少到381个。1997年,教育部发出《关于进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通知》(教高〔1997〕13号)。1998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种数由504种减少至249种,若对照1983年1039种本科专业,则本科教育的大类培养确是在改革中大踏步前进。由于学科评估在高教事业中的巨大影响,以“一级学科”为单元进行评估的选择,从根本上直接削弱了二级学科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专业地位,并逐渐造就了一级学科至高无上的地位。专业沉沦和学科兴起的副作用就是专业学科化、研究论文化。这种“学科而不专业”的趋势因伴随学科评估的不断深化和其附加价值的急剧飙升而得到强化,趋同化发展和内卷式比拼使得部委体制大学曾经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系统性提升和整体性发展之局面不再,严重影响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学科目录同样应首先服务于更好地教与学
  专业目录的学科化和研究生培养的科研化互相造就,对研究生培养中教学质量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专业学科化、工科理科化、培养科研化、科研论文化和大学趋同化,使得原部委体制大学的特色受到严重影响,不符合“双一流”建设中要求的加快发展、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思路。从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目录20世纪80年代最初简称“专业目录”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简称“学科专业目录”再到2009年通称“学科目录”,一直到2022年化称为“新版目录”,可以发现研究生教育中二级学科的专业地位和一级学科的主导地位之沉浮更易。实际上,专业目录服务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服务于科学研究,学位目录由于门类全覆盖已实无存在的必要。一个目录既作为专业目录,又作为学科目录,还作为学位目录,更作为评估目录,实有其不可承受之重而名实不符。名实相符的学科目录包括承载知识为主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生产知识为主的B/T13745—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和探究知识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2020年版)》。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学校的科研有其区别于产业研究部门和专门研究机构的显著特征:①教材是重要的科研成果形式;②科研的重要目的是服务立德树人,对教师而言是提高教学能力,对学生而言是成就专门人才;③科研活动和教学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博士生阶段;④在科研和教学冲突时,科研让位于教学秩序;⑤对科研的评价体系中,人才培养是重要的维度,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讲,高校科研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体现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中。学科目录是学科分化的结果,最初对学科(科学知识)的划分也有进行分科教学的目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后,科学家从古代亚里士多德传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向更加理论化、专门化、职业化的学者转变,科学作为无尽的前沿需要更加专注、更加专心、更加专业,科学知识的分化自然形成了同一学术共同体中的交流需要,而职业化人才市场的产生也倒逼高等学校超越以前的通识教育并向医学、法律和宗教以外更为广泛的科学领域进军,以培养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教育于是应运而生。
  (三)先进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地位与作用
  先进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专院校(post-secondary education)专业目录,如CIP(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是本科和研究生通用的一份专业目录,服务于教育统计工作。而博士阶段,通常是以《美国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SED)为划分依据。由于美国的学位制度不是国家学位,而是各个学校的学位,因此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与我国相比,其作用和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研究生专业目录是统计性、开放型、个性化的汇编,我国的研究生专业目录则是指令性、闭合型、同一化的政策。因此,我国的专业目录在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的指导、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也需要这一目录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早在1980年首次制定目录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符合国际学术前沿但我国暂无培养单位开设的一些专业也纳入目录,为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三、宽窄并重和多维并存是更加精准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由之路
  我国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实践中迭有变更,有力促进了人才培养。当前,新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世界新格局隐约成型,“一带一路”倡议高歌猛进,现代化建设任务依然繁重,这对我国研究生培养中专业口径的选择和专业维度的确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二级学科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专业地位,不仅有利于专业内涵的充实丰富,对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必然选择。
  坚持人民立场、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研究生专业目录的优化调整和二级学科的专业地位是广大培养单位在实践中感同身受的急迫需求和长期呼唤。二级学科专业地位的衰落促使大量的学科为求生存纷纷去血拼一级学科的地位。这不仅有损学科目录的严肃性,也不利于专业内涵建设。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了很多高等教育经验,如大类培养、学科交叉、大口径建设,有利于我国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建设。事情的另一面是,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现代阶段,与我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地位和历史使命迥然不同,对教育的价值、人才的规格与专业的口径自然各有坚持,这就要求我们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地认识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地位。
  毋庸置疑的是,部委大学体制是催生二级学科专业地位的历史推手。曾经各部委大学均以直接服务行业建设为主,在推进产学研结合、确立企业创新主导地位和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事实上,现仍属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几所国防骄子的名校之路,依然续写着部委大学体制直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特色发展倒逼内涵建设的一流篇章。既不以今日之是疑昨日之非,也不以今日之非责昨日之是,是坚持守正创新的辩证法。如铁道行业的铁道工程、交通行业的道路工程、水利行业的水工结构,这些都是具有土木工程学科内涵的研究生专业。发达国家已越过大规模建设阶段,因此以土木工程作为通用专业势所必然。但考虑到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阶段,各建设行业均持续面临国内外市场对各专业人才的需求。因此,铁道工程、道路工程、水工结构和施工管理,这些明显具有行业依托和市场规模的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应当和土木工程这种一级学科确定同样的地位,而实行宽窄并重和多维并存的方式,是避免一级学科急剧膨胀的必由之路。
  以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或是三级学科作为研究生专业,取决于经济建设和人才市场的需求规模。作为桥梁大国、隧道大国、地铁大国和海洋大国,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地貌丰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对于桥隧专才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佐证了即使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这种三级学科在桥隧名校也有成为研究生专业,并以此进行招生、培养、授位和就业的必要。当然,不太专业的高校以土木工程一级学科进行招生、培养、授位,也并无不可。这再次说明,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均有成为研究生专业的可能,如何选择应取决于作为人才培养在人才市场中的地位,而非刚性地全国一个口径培养出面对不同市场和不同需求的人才(这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鉴于学科评估在大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尊崇地位,可选择以二级学科为单元进行,评估是推动我国学科建设分类建设、分层评估、特色发展的改革方向。从评估入手,可以引导不同高校在各自的赛道上追求卓越。仍以土木工程为例,其下设三级学科桥梁工程研究生规模分别为500、50和5人的学校,显然对研究生专业口径的选择应是不同的。当然,产品的好坏包括围绕产品生产的顶层体制和流程机制是否合理,最后的检验不是在生产部门,而在最终用户。人才的质量,最后的评估不是高等学校,而是用人单位。
  专业种数在1997年颁布的新专业目录中只有381个,与原1990年的专业种数的653个相比,可以说是急剧下降。吊诡的是,当时这种向西方先进后工业国家看齐的“以学科为主要维度”的专业结构,不曾预料我国工业化进程突然加快研究生大幅度扩张后对“更加专业”的研究生专业目录的需求,而显得过于激进。而以一级学科为评估单元的学科评估及其各领域出于误解导致的不当甚至极端的评估结果应用,碾压式地冲击着二级学科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地位、质量单元和培养单元,使得“后工业学科维度的目录”难以精准服务“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同时并进的经济社会建设,也制约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高质量发展。《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号)中明确指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与“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资源配置亟待优化”一起构成了“双一流”建设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二级学科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地位的衰变,是人才培养无法精准满足国家需求的重要原因。专业口径容许宽窄并重和多维并存,学科评估可以以不同曾经的学科为单元,专业内涵紧紧围绕学科特色展开,当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急需。
  作者简介:邱延峻,博士,教授,博导,现任道路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南交通大学战略与学科处处长。邱延峻博士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致力于前沿创新、卓越研究,目前已有百余篇中英文论著发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铁道部、交通部、四川省交通厅等资助的课题研究,在沥青路面与轨下基础结构分析、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路面表层力学行为、路基土变形行为以及交通规划等方面已有二十余年之研究积累。现为《公路交通科技》《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版)》《西南交通大学学报》《中外公路》和《Journal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等学术期刊编委,ISSMGE委员,ASCE学务委员会国际理事,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道路运输与工程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等。(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邱延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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