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调研：粮食、能源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供给如何保障？

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17日讯 8月15至17日，经济日报在头版继续刊出“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度探析”系列调研报告，聚焦如何做好粮食、能源和矿产等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如何让资本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如何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如何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如何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问题既是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又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意义的问题。今年以来，聚焦五大热点问题，经济日报组成30多人的专题调研组，深入采访部委、学者、智库、企业，历经3个多月，形成9万多字的调研报告，自8月3日起陆续刊发。

从战略高度谋划初级产品保供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上）

本报调研组

　　初级产品包括粮食、能源和矿产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品。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19.18亿亩耕地，2021年粮食产量13657亿斤，原煤产量41.3亿吨，原油产量1.99亿吨。这构成了初级产品的基本家底。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必须加强战略谋划，及早作出调整，确保供给安全。

　　初级产品至关重要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意义重大。无论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缓解实体经济成本压力，还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强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都要求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国情使然。

　　我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超大经济体，这意味着初级产品的国内需求规模极为庞大，城乡居民生活不可或缺。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规模达37万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39万亿元，皆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国需要有与世界工厂地位相匹配的初级产品供应。

　　在许多人的传统印象中，初级产品太常见、太基础，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常常忽视其价值，甚至视为“衰落的行业”。然而，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全球资源能源需求持续上升，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转变。一些初级产品虽不像高新技术产品那样“光鲜”，但因总量有限、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往往在产业链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初级产品事关生存，虽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关键时候、有事时候，其重要性可压倒一切。尽管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复杂制成品也很重要，但初级产品是经济运行的基石，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须臾离不了初级产品。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不强，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色、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现实所需。

　　去年以来，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供给紧张、价格上涨，更凸显了初级产品的稀缺性。今年以来，俄乌冲突严重影响全球粮食和能源供给，也使得初级产品成为焦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介绍，俄乌作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此次双方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及供给格局影响重大。俄罗斯、乌克兰是世界重要粮食供应国，在国际粮食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俄罗斯小麦出口3290万吨，占全球18%；乌克兰小麦出口2000万吨，占全球10%；两国玉米出口占全球19%，葵花籽油出口占全球63%，菜籽油出口占全球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乾分析，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正形成严重冲击。从长期看，现有的国际能源体系将加速变革。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10%，出口的天然气占全球贸易量的近20%。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将影响市场供需体系的平衡。无论是沙特还是美国，短期内都不具备完全替代俄罗斯的可能性。全球能源供需紧张、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俄罗斯以卢布结算能源资源产品的反制措施，正在严重冲击国际能源定价体系和结算体系。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长远战略。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初级产品供给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认为，无论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是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定增速，都意味着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处于持续上升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说，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尤其是注重保护产业链安全和初级产品保障安全。这体现中央经济政策的底线思维，强调在极限的情况下，保障中国的石油、粮食等初级战略物资能够自给自足，并增加储量。

　　种种迹象显示，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在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22年全球十大趋势展望》，提出由于主要大国争夺关键资源能源、确保安全供应及主导能源结构转型的博弈不断升级，全球初级产品的供求仍将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初级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将更加凸显。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出口国和进口国产生了不对称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口国，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会影响国内原材料的投入成本，进而对其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本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而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可能进一步抬升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低碳发展对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铜、镍、钴、锂、稀土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正在大幅上升，大国对稀有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保障形势不容乐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初级产品保障供给。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自然资源利用取得重大进展，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不过，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任务十分艰巨，有的种类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已经比较高。比如，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对外依存度较高，一些资源和原料的进口比重还在上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开始依赖国际市场。

　　我国是初级产品生产和需求大国。自2002年以来，我国初级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此后虽然有所回落，但自2016年开始再度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占总进口的比重为36.3%，已经连续6个月在36%以上。同时，我国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为746.4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而2021年8月更是一度达到创历史的794.3亿美元。如果分品种来看，感知会更清晰。

　　一看粮食。在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下，国家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13657亿斤，同比增长2%；单产达387公斤/亩，比2015年增长16.8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水稻、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超过100%，玉米超过90%。可以说，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然而粮食结构性问题也开始突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难度越来越大。2021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极端气候、国际航运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我国粮食进口量突破1.6亿吨，其中，玉米2835万吨、大豆9652万吨。近年来，我国大豆自给率约15%，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约33%。值得注意的是，谷物进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玉米、大米和小麦三大主粮净进口呈现常态化，特别是玉米进口量已连续两年突破进口配额。

　　二看能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终保持在80%以上，供需关系持续向好；截至2021年10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41.3亿吨，同比增长5.7%；原油产量1.99亿吨，同比增长2.4%。

　　尽管能源供给能力和质量提升，但能源安全矛盾也不容忽视，突出体现在油气安全上。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石油表观消费量呈现近年来少见的负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2%；同期，国内天然气消费增长12%，对外依存度升至46%。业内人士预计，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油气对外依存度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三看矿产。金属矿产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从近年来主要消费矿产情况看，镍矿、钴矿、铜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9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而稀土和铅矿对外依存度则较低，约20%。分析起来，主要与我国矿产品储量低、品质低以及提纯技术低等因素有关。

　　比如，我国铁矿石储量位居全球第四，但大多深埋地下，与澳大利亚、巴西等相比，开采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同时，铁矿石品位相对较低，含铁比重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再比如，我国是硅的最大生产国，总量上能自给自足，但多晶硅的进口依存度超20%，金属硅的进口依存度则不足0.1%。原因是提纯技术的欠缺，导致高纯度硅类制品要部分进口。

　　可见，初级产品保障形势并非高枕无忧。原因在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总体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即使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消耗规模也相当大。同时，我国一些初级产品的资源禀赋并不理想，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开采难和品质低并存。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量快速增加，对初级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多重因素之下，不可避免要依靠国际市场。

　　我们必须警惕单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引发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初级产品供应的严重缺口有可能演变成为“灰犀牛”事件，特别是粮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点闪失。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多个资源生产国的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资源生产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初级产品供给问题。如果未来反全球化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些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初级产品很可能成为新的“卡脖子”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加强战略谋划，确保供给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粮食、能源、重要资源要首先确保供给安全。高度重视初级产品供应中存在的重大缺口，密切跟踪、深刻研判、充分准备。

　　立足国内保障供给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要利用“两个市场”，但也要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以后就要亮“红灯”。

　　——保障能力是“产”出来的。

　　初级产品生产有其共同规律，不管是粮食还是能源，都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在初级产品生产中的第一动力作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胜利油田时强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只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端牢能源资源的饭碗，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是关键。这就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促进区域多能互补协调发展。要把准区域能源发展的方向，例如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山西通过综合改革试点、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青海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粮食关乎国运民生。只有吃饭问题解决了，整个大局才有基础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必须深刻认识到，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是粮食安全基础仍然不牢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靠别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既不现实，也靠不住。确保粮食安全，需要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做到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

　　——保障能力是“储”出来的。

　　作为油气进口大国，应把油气储备体系建设摆到与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快形成政府储备、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和生产经营库存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实物储备、产能储备和其他储备方式相结合的石油储备体系。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供气企业、管输企业、城镇燃气企业各负其责的多层次天然气储气调峰和应急体系。

　　同时，应健全能源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系。统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供应安全保障，提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种极端情况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优化能源储备设施布局，完善煤电油气供应保障协调机制。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探索建立氢能产供储销体系。积极推动流域龙头水库电站建设，提升水库储能、运行调节和应急调用能力。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运转高效、管理规范的粮食储备体系，政策性粮食库存充足，调控资源丰富而有力，主要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和最低收购价粮等政策性库存。实现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就要用好用活储备调控资源，调节市场供求，既要防止粮食供应短缺引发粮价大幅上涨，又要防止粮食供应宽松造成粮价震荡下跌。

　　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同时，还需在储备粮品种结构安排上，兼顾主要副食品有效供应。目前，玉米、大豆在中央储备中占比较小，在地方储备中则更少。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大豆和玉米等饲料粮需求量有增大趋势。应适当增加玉米和大豆等短缺品种储备规模，促进储备粮从总量安全向品种结构合理转变。

　　——保障能力需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

　　必须深化能源和农业相关领域改革，坚持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粮食、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供给，一方面因为其基础性、重要性，需要政策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钱赚、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在这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强化对产粮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提高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要加强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全面推行粮食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让农民种粮有奔头。粮食生产效益低，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目标的难度很大。

　　“期货是稳定初级产品供给的有效金融工具，应发挥期货期权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供给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表示，2021年，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期权成交量占比居前10位的玉米、天然橡胶、铁矿石、棉花和铜，都属于初级产品。期货市场不断发展完善，通过套期保值和发现价格，稳定需求方的成本预期。要加强期货市场的制度完善，完善法规指引，防范金融风险，防范资本过度投机和放大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

　　——保障能力需要优化利用国外市场。

　　在供需缺口增大的形势下，进一步丰富初级产品进口来源，减小对单一进口渠道的依赖。从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能源产品和矿产品来看，目前主要进口国较为单一。例如大豆主要从巴西和美国进口，原油主要从沙特和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铜矿主要从智利和秘鲁进口。进口单一容易受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从而产生风险。

　　多元化海外油气资源获取方式，是提高我国油气供应保障度的战略选择。在两次石油危机后，主要石油消费国都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地区资源的风险，积极实施多元化的石油获取战略。中亚、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距离我国相对较近，且与我国政治关系友好，具有地缘优势，未来应重点加强与该区域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同时加强海外能源资源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建设。应注重油气资源进口贸易方式的多样性，增加长期供应合同占比。

　　进口粮食是调节国内余缺的重要手段。从2021年第四届进博会上的采购情况看，我国粮食企业在粮食贸易中还停留在采购阶段，在进口来源地还没有形成种植、加工、储备、配送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与跨国大粮商相比，我国粮食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要进一步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企业之间粮食、航运、物流等方面要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协同效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农粮产业深度合作，在当地构建仓储、加工、码头。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顾 阳 乔金亮 冯其予）

更加重视初级产品国际定价权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中）

本报调研组

　　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加速经贸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初级产品供应不畅或缺口加大，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正因为此，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容不得半点闪失。

　　当前，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已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部分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还处于上升通道，有必要从价格形成的角度重新考量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性、稳定性等问题，加快完善科学公允的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形成机制。只有掌握了国际初级产品的定价权，我们才能在进出口市场上进退自如，才能有效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保障中国经济平稳有序运行，但要做到这一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价格上涨存隐忧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最高冲至140美元/桶关口。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也不甘示弱。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初级产品进口占我国全部进口的比重呈上升态势，特别是2016年后，这一态势出现加速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约为36.3%，连续6个月保持在36%以上。从贸易额看，我国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也持续处于历史高位。这其中，固然有进口数量增加的原因，但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到本世纪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大类初级产品的价格从2002年起，就开始呈现上扬态势。其中，食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涨幅相对较为平缓，而矿产品、原油等价格则涨幅明显。对于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原油、铁矿石、铜材、大豆等四种初级产品来说，进口价格也基本保持了同步走势。

　　对于近20年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原因，有分析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需求因素”，全球经济从上世纪末期的经济衰退中逐步复苏，经济增速反弹加大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二是“中国因素”，来自中国的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也带动价格的上涨；三是“供应商因素”，国际初级产品供应商利用自身的寡头垄断地位大幅提价，推升了市场行情上涨；四是“投机因素”，一些国际投资者和市场游资利用大宗商品期货行情进行投机炒作，人为放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

　　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演变进程看，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曾经走出过类似的上涨曲线，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条价格曲线总体呈下行态势。彼时，中国开放的大门才刚刚打开，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还较为有限，总体看此轮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对较低的初级产品价格，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夯实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凭借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迅速扮演起东亚乃至全球增长引擎的角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已成为带动日韩、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21年，全球贸易收获了少见的“大丰收”景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贸易额28.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5%，较2019年增长13%。

　　大部分专家认为，2021年全球贸易的喜人增势，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部分国家对防疫限制政策的放宽，以及经济刺激政策引发的需求复苏。事实上，初级产品占据着全球大宗商品的大头，诸如原油、金属和谷物等价格的普遍上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据报道，截至今年1月底，路孚特/核心大宗商品CRB指数同比上涨46%，为199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在22种主要大宗商品中，9种商品的价格年涨幅超过五成，其中咖啡上涨91%，棉花上涨58%，铝上涨53%。

　　中国作为对全球贸易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影响无疑也是最大的。从宏观层面看，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外部性冲击。特别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压缩了我国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弱化。这实际上构成了经济学上常提及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近年来我国进出口情况分析看，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依然存在，部分领域甚至还有加剧的态势。在进出口领域，我们常听到一些外贸企业抱怨“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却不赚钱”，不少就与贸易条件恶化紧密相关。

　　此外，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还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的表述。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进世界经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客观上加大了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妥善应对，势必对我国宏观调控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成为引发经济滞胀的直接导火索，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定价权瓶颈待突破

　　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有两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一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二是“中国企业总是选择在价格高位买进来”。

　　前者，可以理解为需求增加导致了价格上涨，属于市场使然；后者，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其背后的真正逻辑是“因为你要买，所以我才涨”。事实上，“被涨价”意味着定价权的缺失，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获得与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初级产品定价权，相反，旺盛的“中国需求”反倒成了挟制中国的筹码，让中国频频成为国际卖家“狙击”的对象。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引发的旺盛需求，以及中国在某些初级产品储量上的相对匮乏，让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然而，中国身为全球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却不掌握初级产品的定价权，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贸往来的公平原则。这个不对称如不能打破，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能实现，初级产品供给的风险就不会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在初级产品的出口上，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以稀土为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稀土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源类初级产品，为何价格同样也要受制于人呢？

　　目前，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有两种定价机制：一是对成熟期货品种与相关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定价，主要参考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来确定。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大豆合约价格、美国纽约交易所（NYMEX）的石油合约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合约价格等。二是针对尚无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初级产品，其价格主要由交易双方每年通过谈判达成。比如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过去都由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和日本钢铁公司在每年4月之前通过谈判后达成。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职能。期货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价格发现功能，是因为这一市场开放而又参与者众多，各类信息都能及时为市场参与者所接收并据此估计期货价格的变动，单个市场参与者估计资产价格的偏差通常无碍于其整体估计的准确性。也就是说，无论纽约还是伦敦及芝加哥，都由于其充分发育的报价、交割、合约标准以及其他一系列体系支撑，几乎垄断了相关定价权。以石油为例，全球油价并不产生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会议桌上，而是产生在纽约和伦敦的“纸桶”市场上，期货市场上石油炒家对油价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们。

　　问题在于，中国企业在上述两种价格形成机制中均处于劣势。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上市品种数量达到94个，其中商品类84个、金融类10个。尽管2021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且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排名在全球场内衍生品市场中有所提升，但在大多数初级产品的定价中，中国扮演的仍是一个重量级“看客”。

　　当然，一国能否争取掌握初级产品定价权，既取决于该国基于经济增长与贸易扩张所产生的需求引导，也离不开有关市场交易体系的充分发育、高效监管以及交易主体的深度认同和参与。该国货币能否成为全球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也是一个核心环节。与此对照，对于构建成熟商品期货市场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尚需继续努力。

　　此外，过于分散的企业结构削弱了我国在国际经贸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事实上，当前全球初级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由寡头垄断的市场。无论是买还是卖，寡头垄断的一方始终掌握着定价主动权，即便是市场的最大买家，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价格。

　　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训。本世纪初，国际焦炭市场景气度高位运行，国内大大小小的出口商控制了全世界一半的焦炭贸易。尽管如此，蜂拥而上的投资热、严重内卷的价格战，暴露出我国焦炭行业虚弱的谈判地位，让西方市场趁虚而入打压价格，甚至还横加指责我国焦炭出口倾销，最终导致了全行业严重亏损。

　　当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2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3%。同时，我国铁矿、铜矿、锰矿、镍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铬矿接近10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意味着，中国已迎来了积极争取全球初级产品定价权的难得的时间窗口。

　　推动形成于我有利的价格机制

　　202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年内连续突破5万亿美元和6万亿美元两大关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也直接推高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

　　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的供应体系，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要看到，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隐含的巨大的政治风险，这就对重视和加强国内初级产品的生产供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中，通过增强国内初级产品的开发供应，加大对重要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相当于增加了我国初级产品供应的韧性，有助于维护初级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

　　但受制于资源禀赋、加工条件等因素，短期内达到初级产品供应自给自足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相关资源产品的缺口还会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还要继续攀升。特别是外贸规模增长但效益上的乏善可陈，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外贸规模扩大带来的资源代价，正侵蚀着我国外贸乃至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加快探索并实现于我有利的初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切实维护全球初级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已迫在眉睫。

　　首先，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重要初级产品定价中心。这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用好国际期货市场，二是要完善壮大国内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等功能。与国际期货市场相比，国内期货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规模已十分庞大的情况下，要善于利用国际期货市场来规避价格风险，增强“中国因素”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积极作用。要通过改革市场体制和规则体系，大力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增加期货交易品种，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让更多初级产品价格融入全球定价体系，并牢牢在定价权上把握主动。

　　其次，在期货市场之外的重要初级产品定价上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近年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口虽然数量巨大，但缺乏价格影响力，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不够。还是以稀土为例，为了拿回稀土定价权，从2011年开始，有关部门以国企为主体，收购兼并整合了一批稀土矿企，将稀土资源整合至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6家公司手上。2021年底，这6家公司再次优化整合至中国稀土集团旗下。至此，中国稀土资源的定价权才回到我们自己手中。稀土定价权回归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企业在初级产品谈判上，要充分用好“进口量大”这个谈判筹码，通过成立采购联盟等方式进行集体谈判，提高我国在初级产品市场上的谈判地位。

　　最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或建立境外资源基地，或以参股全球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初级产品定价权。这方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石油勘探开发的投资有一半以上投向了海外；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几家钢铁大企业对澳大利亚所有铁矿石企业均有参股，不少还是重要股东。正因为在全球铁矿石涨价的情况下，日本钢铁企业因此产生的亏损，早已被参股铁矿石供应商获得收益所抵消，甚至还有额外的获利。当前，我国不少企业已具备了初级产品领域境外开发的实力，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积极参与到全球初级产品资源的配置中，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不过，专家表示，短时间内大宗商品或将难以摆脱价格上蹿下跳的乱局，而围绕着初级产品供给安全这一核心问题，新一轮竞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顾 阳 乔金亮 冯其予）

节流开源并重 统筹安全发展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下）

本报调研组

　　作为国民经济结构中最基础部分，初级产品供给关乎经济稳定安全、企业安危兴衰。初级产品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背景下，近年来国际初级产品供应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前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已经比较高，存在巨大风险隐患，特别是粮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点闪失。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战略谋划，统筹安全和发展，“节流”与“开源”并重，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多维度考量初级产品保障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产品关乎民生、关乎生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保障初级产品供给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保障初级产品供给要从多维度去考量，不能简单判断哪种方式更好。保障初级产品供给，要统筹好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多措并举、多种渠道保障初级产品的供给。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初级产品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保障初级产品要与初级产品种类的拓展相适应。以农业为例，粮食问题上不能有半点闪失，在确保粮食产能不降低的前提下，要与时俱进树立大粮食观，把粮食安全不仅建立在产量、数量和投入上，还要建立在品种、质量和效益上，通过科技投入、地力培育和绿色发展确保土地产能，确保需要的时候能产得出、产得好。在“有没有”的基础上要想到“好不好”的期待，以满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另一方面，保障初级产品要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不论是农业领域的藏粮于技，还是工业领域的淘汰落后产能，都对生产和使用初级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藏粮于技”是从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耕地资源总量有限的现实情况出发，通过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来保障粮食安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改变了过去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带动了产业升级，提高了作为“工业粮食”的各类初级产品的利用效率。

　　此外，保障初级产品关系到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样需要系统观念的引领。既要立足当前，提高见微知著能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举措落实得更周密一些，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更要着眼长远，让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更好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久久为功，笃定前行。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应对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的需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序，产业链供应链紊乱，至今尚未恢复，导致全球生产供应受到极大影响，大宗商品供给不足、价格攀升。此外，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冲击世界经济体系，加剧全球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供需紧张局面，导致价格高位攀升，进一步推升全球通胀水平。

　　俄乌冲突导致跨境运输受阻。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运输通道，俄乌冲突切断了经乌克兰的黑海海运航线以及经过俄乌两国的陆运、空运线路，跨国物流公司不得不选择更长的中东航线作为替代，使原本已经企稳的跨境运输成本再度上涨。

　　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断。半导体生产必需的金属钯和特种气体、汽车零部件、镍钛等重要金属供给受到显著冲击，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遭遇新的挑战。

　　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保障初级产品供应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警惕大豆等农产品，油气、金属矿产等资源的海外供给波动影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表示。

　　在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双期叠加下，要处理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保障初级产品的供给不是不进口初级产品，而是要寻求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当前虽然逆全球化的潮流在涌动，但经济全球化是由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由个别国家的意志所改变。统筹好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唐珏岚认为，开放发展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进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开放发展的保障，积极应对开放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与威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既“放得开”，又“管得住”，寻找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

　　从初级产品的情况看，“较高的外采率与相对单一的进口来源地，使得我国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意义重大，但任务十分艰巨。”唐珏岚认为。

　　实现开放条件下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与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

　　多年来，中国在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投资，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技术和经验。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粮食领域的合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显著。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将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全面提高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探索针对对外投资企业的分类分级风险提示制度。加快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签投资保护协定，为有效防控投资风险提供保障。

　　探索创设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外汇交易产品体系，帮助企业规避在沿线国家投资的汇率风险。通过强化高质量安全保障，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更好地建设和运营，保障企业和人员更加安全放心地“走出去”，在当地实现持久发展。同时，应推动沿线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打造安全共同体。

　　“节流”与“开源”并重

　　面对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艰巨任务，要从“节流”与“开源”两端入手。加强节流，全链条全流程落实节约，全面强化各类主体的节约意识、节能行动。通过开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有关举措，增强自身生产保障能力的最大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先看“节流”。

　　初级产品节约优先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处于很高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资源、环境不可承受，对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也会造成很大压力。

　　节能提高能效是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有效路径。推动工业绿色制造，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提高企业综合运行效率；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能源供给体系效率，实现智能化管理，以及用能需求智能调控；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完善一次性消费品限制使用制度，推动开展二手产品在线交易，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绿色出行方式，鼓励居民节约用水用电、广泛参与垃圾分类。广泛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增强全民节约意识，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加大对浪费粮食的惩罚力度，完善相关措施。同时，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再看“开源”。

　　首先，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其次，要立足国内，增强初级产品的生产保障能力。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推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发展和应用，我国对一些关键金属资源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大国加强对原油、铁、铜、铝等传统矿产资源的控制，又将注意力聚焦于锂、钴、锰、镍、稀土等矿产资源，国际矿业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在此背景下，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必须加大国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勘查力度，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的开发应用，提高重要资源自主供给能力。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同时，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多措并举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密切相关。今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交易规则。这对未来初级产品保供稳价有长远意义。

　　坚持积极扩大进口政策，对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具有重大意义。“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是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要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就必然会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保障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不是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是要在发展和安全、开放和风险控制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从粮食看，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中国与世界主要产粮国分享中国巨大的粮食市场。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

　　从矿产品、能源类产品看，要着力增加海外生产能力建设，推动供给多元化；提高国内企业集体行动能力，提高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交易等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减少现货市场波动；加强运输、中转、储存等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市场运行韧性；建立、完善市场运行监测机制和国家储备制度，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门槛。同时，还要鼓励部分生产企业积极向海外转移产能，把进口初级产品转化为进口制成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要研究建立煤矿“以增补欠，以减让盈”弹性生产机制。当新能源正常发挥作用时，引导煤矿减少煤炭产量，为新能源有效替代腾出发展空间；当新能源出力不足、能源供应阶段性紧张、煤炭价格大幅波动时，通过释放煤矿产能及时填补能源供需缺口，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

　　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以二次使用、循环利用、回收再利用为导向，深挖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强化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发展电子电器、塑料制品、工程机械、废旧车辆船舶、有色金属制品等再生资源利用和再制造产业。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初级产品产业链供应链还处在恢复和重塑阶段，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仍将存在剧烈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展多元供给渠道，提升国际价格谈判主动权。

　　总之，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务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夯实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基石。只有从生产、供应、储备、销售、加工的全链条增强国内初级产品生产与供给保障能力、增强防范市场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才能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顾 阳 乔金亮 冯其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