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风险进行了高度概括,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三重压力,对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是否出现了滞胀?
分析和探讨三重压力,就必须先分析滞胀问题。目前,在供给冲击端压力比较明显,另外,在需求收缩端也有一定的矛盾和压力。需求收缩与产出增长放缓有关联,供给冲击与产出增长放缓和成本推进通胀也有关联。在此背景下,市场会担心形成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所以,市场担心结合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就让很多人认为出现了滞胀。
到底是否出现滞胀?具体来看,供给冲击是因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这种快速上升的确构成了成本推进通胀的供给冲击。发生成本推进通胀,一般都会伴随着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向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但从当前的情况看,特别是2021年10月,从同比看,PPI上涨13.5%,但是CPI上涨只有1.5%。这说明,当前PPI向CPI的总体传导进程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一是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企业很难传导价格;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也就是说产品的同质化程度高;三是需求端活跃程度偏低。那么,如果中国经济运行想向需求端进行传导,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和障碍。所以,在此情况下,是没有条件形成滞胀的。
当前没有滞胀问题,不代表中国的经济运行轻松。因为大量的成本上涨、价格上涨传导不出去,没有办法传导给消费者,大量的成本负担就滞留在生产体系中。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承担成本压力的企业有两种:第一,消费品生产企业;第二,产业链、供应链里的中小微企业。成本快速上涨压力由消费者来分担是良性经济运行结构和经济运行的表现,但不能将全部压力都传导给消费者,而是要让社会、企业、消费者共同承担。有些时候,会向消费者传导,推动形成滞胀,解决企业盈利问题、流动性压力问题、成本负担问题,看成企业脱困的方向。但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随着把问题向消费者端传导,就会使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商品数量减少,消费者就会偏向于必需品的消费,非必需品的商品数量则会以更快的速度减少。这种情况下,享受性、改善性需求的产品消费就会受到很大抑制。所以,滞胀既不是当前面临的现实压力,也不是政策的选择。
为什么要提滞胀?因为它为我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角度。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是供给冲击,也就是成本上行,企业利润下行。第二是价格无法向消费者端进行传导。在此情况下,消费福利还是可以稳得住的,但是会导致市场主体的盈利性与投资预期下滑,这又会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下滑。供给冲击带来的成本上升,需求收缩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预期转弱导致的市场投资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转弱、企业盈利预期转弱,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是面临着三个压力,而是三重压力。
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
通过对滞胀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厘清了到底是三个压力还是三重压力;另一方面也找到了应对上述压力的脱困之路。脱困之路是什么?
第一,结构改革。不能依赖政策托底来实现有效脱困。在面对三重压力时,想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是不行的。美国的滞胀脱困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进行结构改革。虽然当前滞胀问题不是现实矛盾和压力,但是现在确实表现出了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滞胀特征。所以,要开展结构改革,并且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结构改革。
第二,提高效率。在消费者端,不宜将传导作为政策的突破口,但企业的成本又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盈利预期也确实转弱了,在此情况下,要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是多方面的,其中创新驱动是效率提高的重要载体,相关的产业形态重组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载体。不管哪个载体,只要能够切实提高效率,就可以有效承担和化解成本压力和成本冲击。这样就可以让产业在不转嫁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对成本压力的有效承担。
第三,引进外资。市场端的总体需求在转弱,这与需求收缩有关系。刚才所说的结构改革和提高效率,都必须立足时间积累才可以实现。换句话说,它是中长期政策,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策。现在要做的,就是有效引入和借用外力,也就是充分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投资能力和全球市场潜力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因为短期政策可以和刚才提到的两项中长期政策有效地匹配、互补。所以,在整体的应对框架中,对于引进外资是有不少政策的。
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外部环境也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从未来看,尽管存在以上三重压力,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下一阶段,要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引进外资,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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