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音乐的时代书写、文化叙事与艺术审美

2024年8月30日，刀郎在四川资中举行微信视频线上直播演唱会——《山歌响起的地方》，三个小时共计5200万人次观看，点赞超过6亿，获2600万收益且全部投捐公益。此后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人们称许刀郎是“人民的艺术家”，国外媒体也竞相报道，《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称其为“中国真正的音乐人”、“代表着中国音乐人真正的最高水平”。

刀郎音乐创作时间之久、风格之多、内涵之深、意境之远、产量之高、影响之大堪称二十年来乐坛之最，其音乐歌曲往往能直指人心、感动人心、建设人心，其创作经验、艺术审美以及时代意义、文化价值都是引人瞩目的。

一、时代书写：历史融合与青春成长

人心，是艺术的生命之根。托尔斯泰《艺术论》认为，艺术最大的本质是传达情感，是把人和人连接起来，乃至孤立的人、仇恨的人，这些情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优秀艺术的客体”。情感，是刀郎音乐的灵魂，新疆系列音乐，尤其能反映大时代的剧变和普通人的际遇。刀郎歌曲记录了二十年前中国南北大融合、中西融合的历史大变迁，以及人们普遍的生存经验和情感遭遇。

第一，刀郎早期音乐书写了南北大融合与异乡的生存经验。

二〇〇〇年，中国迎来了全球一体化和改革剧变的新时期，拥抱新事物、图谋新发展是整个时代的大趋势，也是个人发展的新机遇。经济全面大改革进程中，城市的建设、交通的发展、信息的流通、新兴的产业，都引导着人的流动。走出家乡、寻找前途，成为青年一代集体的选择。当年离开家乡的刀郎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深爱刀郎的几亿人就是那个集体。

离乡，带来希望，也带来集体的迷茫、孤独和伤痛。人们告别家园、父母亲人和朋友，生活艰辛、聚散无常、奔波不定，也因此十分需要被看见、理解、认同和抚慰。《2002年的第一场雪》《去伊犁的路上》《披着羊皮的狼》都是抒写远行、陌生、孤独，只是若干年以后，人们才觉察那一次远行是出于理想，但家乡也从此成为了余生的梦想。二十年前的青年接受刀郎，是因为他们同样怀抱理想、大胆远行、承受孤独，那是一场集体的选择；二十年后的中年接受刀郎，是因为他们同样反思过往、回望家乡、接纳异乡，这又是一场集体经历的审视。异乡，笼罩着陌生，也深藏着陌生人的接纳、给予和深情。《新阿瓦尔古丽》、《关于二道桥》、《德令哈一夜》、《五一夜市的兄弟》等，写出了美丽的风情、善良的人心、温暖的情谊，它们把异乡人的眼泪变成笑容、让异乡人扎根在这里，融为一体。新疆温暖着、感动着、融化着远道而来的人，歌里有异乡的美好、有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爱，也有每一个远行他乡的人所向往的和谐、安稳和自在，这也是这一代离乡人集体努力要达到的状态。

南北大融合，就在集体的离乡行为和融入异乡过程中悄然进行。南来北往的人们，在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带着各自的地域风情、语言文化、饮食习俗，相互结识、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彼此影响，彼此改变。刀郎是敏锐又自觉的，新疆的天气和大地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他极尽可能地把这里风光、名物、人情、故事、声音、色彩全都纳入到音乐中来，又极为坦荡地、敞开地书写着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这使刀郎的歌亦南亦北、南北融合。乌鲁木齐的街道、八楼的二路汽车、伊犁的山路、蔚蓝的天空、高高的雪山、青青的牧场、牧人的帐篷、屹立千年的胡杨、天山的雪莲、热烈奔放的弹布尔、思念和守望的驼铃、不醉不美的烈酒、鲁直坦荡的衷肠，随着刀郎的书写与音乐的传播，北人开始有了新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认同，南人也开始有了新的自然想象和情感想象。在改革剧变的大时代里，刀郎的歌建设了西北的边疆形象，也给南方城市建设中的人们提供了美好的地域想象和情感记忆，刀郎的歌响彻南北，是南北融合的剧变也引发着人心的共振。

第二，刀郎早期音乐也书写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青春的遭遇。

随着经济全面大改革，西方文化思潮也迅速涌入。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文化艺术、文学翻译、影视音乐等，迅猛地冲击着当时年青一代的头脑和身心。刀郎狂热的音乐梦想、强烈的创作冲动、深刻的哲学思考以及个人的青春书写，都有着这个时代的印记。刀郎的一些音乐访谈，都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炙手可热的哲学、文学、语言学思想的接受痕迹。而青春文学和身体写作也是21世纪初文学界一度热议的现象。时值中年的莫言、苏童、王小波等作家，以及性学家李银河，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他们写作和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身体的觉醒、审视和表达；女性的身体写作也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而发生，波伏娃《第二性》在当时尚且大量存在的实体书店里随处可见，有些身体写作和情欲写作由于过于裸露还被列为禁书，性的解放、书写、探讨，一时成为重要的文学研究现象。与此同时，未婚同居也成为当时打破传统习俗和伦理秩序且备受争议的社会现象。

刀郎的青春和创作，也被这股浪潮席卷。未婚同居、身体书写，都是勇猛的行为，青春的觉醒、身体的激情和心灵的成长，也都是人生的重要话题。二十年过去，《情人》《冲动的惩罚》仍然铭刻着刀郎最深刻的青春记忆，它坦诚、真实地写出了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下，一代人青春的觉醒和解放，以及现实的困扰和阻力、心灵的困苦和无助，性和酒的意义也被突显出来。《情人》对身体和情欲的书写是大胆、热烈、诚实又坦荡的，性是自然的、健康的、快乐的，它是赞扬的、歌颂的、珍惜的，它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耳朵和心理，横空将一个羞耻的、隐蔽的、迷惑的青春主题变成平常的、公开的、正当的。所谓“法贵天真”，刀郎的音乐是时代的缩影，其备受争议的接受面貌也反映了文化的冲突。但是，其真实、自然、坦诚、纯朴、深挚、热烈的音乐境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青春是激越的，也是短暂的。人生更远的路，需要沉淀和成长。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刀郎的音乐创作也随着自身的经历和见识日益成熟，他称自己早期作品是“感官式的与世界交互所投射的内心的冲动宣泄”，后来才成长出了“理念式的由内心向外寻找空间和时间的思考”。相较《2002年的第一场雪》《情人》《冲动的惩罚》等作品，的确《西海情歌》《喀什噶尔的胡杨》《手心里的温柔》已经变得成熟稳重，对爱的理解不再限于身体的感受、情绪的体验、聚散或得失，而是主动去建构爱的信念和理想、追求爱的品质和意志，及至《谢谢你》《爱是你我》，则净化出信仰的境界、厚积着慈悲的力量。

第三，刀郎早期音乐逐渐贴近社会人心，做出了顺应时代的选择，起着协同人心的重要作用。

《红色经典》是刀郎翻唱红色革命金曲的一部专辑，《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我的祖国》《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驼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等歌曲，包括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时期等阶段的曲目，这些歌曲浓缩着中国最艰难、最困苦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走出重重困难的巨大牺牲和伟大胜利，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对国家领土的维护，也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和崇高的精神。刀郎的翻唱，再度掀起了红色经典歌曲的歌唱潮流，它感染着中国人民滚烫的爱国之心，也触动着人们缅怀历史、捍卫胜利。刀郎翻唱的《驼铃》，完美地融入了新疆的乐器，既原生态地传达了新疆美丽的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也让人油然而生追随红色革命精神、民族团结、维护和平的爱国情怀，以及对边疆军人的崇敬和赞扬之情，刀郎深情又雄浑的歌唱，让人每每听之，无不动容。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讲好中国故事”，“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音乐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途径。《礼记·乐记》讲“乐者为同，礼者为异”，音乐的属性就是求同，又说，“同则相亲”、“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自古以来，通过音乐协同人心、使人相亲互爱，就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红色歌曲是中国人民和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刀郎用音乐的形式，融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声音，歌唱着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把人们爱国的赤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刀郎重唱红色经典，是刀郎此前获得的音乐艺术经验与宏大的历史题材、时代使命的结合，在南北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其协同人心、激励人心的意义是显著的，其文艺价值也是很高的。

时代脉搏和青春热情、南北融合和身心成长，共同交织在一起，这使刀郎的音乐作品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代群特征，它们典型地反映了大变革时代集体的遭遇与成长变化。传承红色精神、重唱红色歌曲，大大拓展了刀郎音乐创作的表达空间、扩大了刀郎情感表达的主题，也让刀郎音乐的技巧意义和情感功能有了更充分的体现，红色经典歌曲崇高的美、宏大的美、庄严的美、雄浑的美，指引着刀郎主动走出时代剧变带来的情感困境，并自觉走向对崇高美的追求和对心灵的建设。刀郎的音乐是能直指人心、感动人心、匡扶人心的，其文艺价值和艺术经验值得人们进一步地认识和借鉴。

二、文化叙事：古今变通与中外会通

叙事是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人类文明建构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叙事包括隐性的叙事和显性的叙事，人类的文化历史记忆无不体现着叙事的形式技巧、功能意义和审美追求。文化叙事能延续历史、继承文明、促进沟通，这也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

叙事意识的觉醒，是刀郎进入文化叙事的前提条件。新疆系列歌曲，叙事性比较隐蔽，更注重典型意象的塑造和意境的烘托，淡化叙事、直抒胸臆，这十分符合相应的地域印象、胸襟情怀。即使是《艾里甫与赛乃姆》这样典型的新疆爱情叙事长诗，刀郎的音乐表达也仍然是淡化叙事、倾向直抒胸臆。《山歌寥哉》系列，叙事则是显性的，重视人物、故事情节和叙事的技巧，对叙事对象的情感共鸣和心灵观照则避免外放、张扬，而是比较委婉、含蓄。这两个系列之间，《金刚经》《地藏经》对于刀郎的叙事转型非常关键。《金刚经》《地藏经》都有着明显的叙事色彩和哲学问辩精神，如何以音乐形式完成叙事、交谈、论辩，成为刀郎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这个过程对于刀郎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但对于他走向文化叙事的新阶段又是巧合但关键的。

《弹词话本》《山歌寥哉》及《虞美人·故乡》《川江号子》，重讲了传统文化经典，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它标志着刀郎已经开启了文化叙事的新历程。

第一，传统经典，是文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讲经典文学，是重要的文化叙事行为。刀郎重讲古代市井白话小说，是以文学滋养音乐、以音乐传播文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一方面，唐传奇至明清白话小说（含《聊斋志异》）作为典型的叙事文学和世俗文学，它能够提供丰富的叙事素材、叙事技巧和娱情经验。唐传奇、明清白话小说为《弹词话本》提供了丰富的人物故事和情感主题，《瓜洲渡》《还魂伞》《鸳鸯枕》等都有江南一代小说、戏剧中经典爱情故事和人物的影子，尤其对风尘女子的真情与悲惨命运的重讲，也融入了新的理解和共情。《聊斋志异》为《山歌寥哉》直接提供了音乐叙事的文本依据，《罗刹海市》《镜听》《画壁》《珠儿》《翩翩》取自同名小说篇目，《花妖》取自《香玉》，《路南柯》取自《南柯一梦》；同时，《聊斋志异》也为《山歌寥哉》提供了丰富的叙事技巧，包括幻化统一的形象、奇异诡谲的想象、刺贪刺虐的笔法、轻松诙谐的风格等，都直接影响了《山歌寥哉》的讲述方式。《聊斋志异》是《山歌寥哉》的主要取材依据，同时，广泛的古典诗文相关主题或题材的意境、意象、审美主张也都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体现，它是全面的、内在的文学意蕴的融合。同时，歌词的表达视角、文本结构等艺术形式，也适当地参照了西方复调小说、荒诞文学、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经验。

另一方面，在当今数字媒体飞快发展的形势下，古典市井白话小说以纯文学的形式传播传承是比较局限的，以声像重新演绎和传播经典是必要的，传统经典需要被赋予新的传播力量。与史书演义、公案侠义相比，神怪小说往往具有更强的世俗色彩、生活趣味和娱乐功能，《山歌寥哉》充分把握住了《聊斋志异》的文学品格和文艺精神，其音乐语言或诙谐幽默、或讥刺嘲弄、或同情叹息、或随喜赞扬，其音律、节奏、曲调或轻快跳跃、或一气呵成、或伤感婉转，令人耳目一新，人们一边回归经典、一边审视现实，真正发挥了弘扬经典、娱乐世俗的功能。

第二，传统文化是文化叙事的重要背景和组成部分，再现传统文化，可以推进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弹词话本》《山歌寥哉》及《虞美人·故乡》《川江号子》的乐器运用、音腔唱调和歌词创作，共同勾勒出一条长江流域地理文化的文脉，同时缀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艺术形式，构成了整体、和谐、统一的艺术画面和交响盛宴。

就地理文明线索而言，这些音乐创作的取材基本是以四川资中为起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经重庆、湖北、湖南，至江苏扬州、苏州。长江行经瞿塘峡，这里有极为闻名的“峡江号子”（也称“船工号子”），船工号子是长江岸边劳动人民的呼喊和歌谣，其声音浑厚深长，其内容朴素多样，是长江水路交通、民生历史和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当船工号子响起的时候，闻者无不落泪，那震动山河的回音是一代代劳动人民与凶险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呼号，是长江流域的人们永远不畏风浪、乐观顽强的呐喊，也是中国社会艰难前行的音律。这是《川江号子》的创作源泉。过了三峡，进入湖北、湖南，这里是古楚国，这里仍然保留着巫文化色彩的丧歌、祭歌、傩戏，留下了屈原的《楚辞》，也流传着道情调、花鼓戏，这为《虞美人·故乡》《颠倒歌》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主题、语言素材和音乐参照，包括《镜听》营造的音乐氛围也与《楚辞》的物哀基调高度吻合。至于数百年江南，更是叙事文学和传统艺术音乐繁荣的胜地，也是刀郎转而学习传统说唱艺术的环境因素。长江文明是贯穿着这一系列音乐作品，它是刀郎创作的源泉，也是人们仍然可以继续深入汲取文化养分的文明河流。

就传统说唱艺术和乐器艺术而言，这些音乐作品极尽可能地融合了东北二人转、河北梆子、京剧、昆曲、苏州弹词、花鼓戏以及古诗吟诵等传统艺术形式，以及唢呐、笛子、南箫、管子（筚篥）、二胡、板胡、中阮、琵琶、三弦、古琴、扬琴、京打、大鼓、钹、萨塔尔、弹布尔、马头琴等中国传统乐器，以及钢琴、电子琴、吉他等西方乐器。《序曲》《罗刹海市》《花妖》《镜听》《路南柯》《颠倒歌》《画壁》《珠儿》《翩翩》《画皮》《未来的底片》分别采用了广西山歌调、靠山调、时调、闹五更调、没奈何调、栽秧号子、绣荷包调、河北吹歌、道情调、银纽丝调、说书调；《川江号子》《虞美人·故乡》保留了劳歌、吟唱的艺术形式。这些音乐作品极高容量地汇集了中国传统音乐艺术文化要素，具有极强的文化冲击力，引起强烈的反响。

刀郎这一系列惊为天人的音乐创作，出神入化地将文学、戏曲、音乐等传统文化元素全面融合，它继承并发新了传统经典文学，提取并融合了长江流域的古今文明，形成了独特又全新的文化叙事面貌。深入考察历史遗迹、风俗人情、市民生活、经典文学、传说故事、典型人物以及传统戏剧、宗教音乐等，以及叙事意识的觉醒、叙事形式的选择、叙事精神的把握、叙事功能和叙事艺境的追求，都是刀郎能以音乐形式成功进行文化叙事的重要条件。

文化叙事对于全球文化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着不同区域的自我表达、自我建构，决定着文化自信的程度、实现文化推广的空间乃至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文化叙事应当尽可能走出狭隘的民族叙事、区域叙事，也要超越叙事的时间局限、空间局限，要升华叙事的功能意义，打开叙事的视野格局、融合叙事的技巧经验，使文化叙事成为南北文化大融合、中外文化全面会通的可行有效的方式。放眼全球，当今唯有中华文化历史最为悠久、博大、璀璨，实现文化叙事具有着无比丰富的资源和远大的前景。如今，大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小到如何讲好地方故事，一个新的文化叙事时代已经开启，文化叙事意义深远广大，而刀郎提供的叙事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文艺审美：美善理想与诗乐传统

美善的审美理想，既能苏发人心，也能塑造人心。“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孔子听韶、学韶、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礼记·乐记》讲音乐可以“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进而“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初唐时期魏征还主张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审美理想以促进南北融合，但老子又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可见美善作为审美理想由来已久，要达到美善的理想境界并不容易，美和善也并非千篇一律，也不必被完全地理解接受，对美和善的利用也有难度和危机。能给予或接受美和善的感召，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它是自发的、自由的、自然的过程，但同时也要顺应规律。

第一，能感应天地人，进而苏发美善、和合人心。庄子将音乐分为“天籁”“地籁”“人籁”，认为好的声音都是自然而然发出，又说“金石不得，无以鸣”（《庄子·天地》），万物都是有感应而后有声音；《乐本》也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可见，音乐贵乎道法自然，对天地人有所感应、感动地自然流露，是音乐审美的第一参考条件。刀郎在新疆时期的音乐创作，对天地人的感应力是非常强的，晨昏四季、风日雪雨、山河大地、草木万物，以及人们的际遇和情义，都能引发刀郎的思考、体悟和情感、身份的位移。刀郎诵念唱经，也有对天地人的内在感应，只是其创作的身份和视角发生了一些转换，前者主要是作为天地间自然的人、人世间特立的人，后者则主要是作为觉知和顺应规律的人、同为众生之人。而近来作品，则更主要是致力于感通古今地理人文。刀郎曾自述，他会完全跳出自我去感受自己的作品，判断是否足以打动自己，这种陌生化的处理，也是在进一步检验作品对他者的感应力。对天地人的感应，是人能与他者共鸣、自我觉解的根本途径，经此而能进一步感动人心、协同人心、使人向善向美。如此，文艺作品才能真正赢得人心、鼓舞人心、团结人心。

第二，响应人心民情，是采诗采乐的内在精神，也是被广泛接受喜爱的内在原因。中国自先秦就有采诗采乐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传统，民间歌谣谓之“风”、采集过程也被称为“采风”，自西周至两宋，尚有采诗制度，除了专门的乐官，百姓也参与采风活动。采诗采乐，可以察民情、觉民心、知民声，就政治而言，自然具有鉴照意义；对于音乐或文学本身，也具有取鉴素材和音律的重要意义。面向民众的文艺，其内在精神就是要顺应人心民情，去真实地表现传达民情、民心、民声，因此，要赢得民众喜爱的音乐创作也需要深入地考察其真实的阅历处境、情感心声以及歌声乐声。刀郎进行音乐创作，基本上都会先深入到相应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习惯中去，把自己变成其中一员，进而去采集素材和音律，考察、琢磨其发声方式和技巧。在新疆采风的时候，他会带着酒、坐着公交车转驴车、进入牧民的帐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故事、唱歌奏琴；为佛经谱曲，他能和寺院僧人长时间共处、并闭关潜心研习；最新的系列作品，又是以实地考察和转益多师为基础。刀郎遵循了民谣、民乐表达民情、民声的内在精神，其音乐创作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真实地表现了民情，顺应了民心所需，这也决定了“民”的接受范围和喜爱程度。刀郎的采风行为，反映了刀郎对音乐创作规律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多年来的音乐创作成就也验证了采诗采乐传统的合理性。

第三，接应历史趋势，整体地把握音乐的传统、现实和未来前景之关系，进而使音乐持续发展、持久传播。中国古代乐器最早是用来做天文观测和四时节令传感，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繁衍生息，无论律管或是黄钟，基本功能都是连接天、地、人，提前觉察天时和地气的变化，提醒或引导人们协调言语行为等活动。因此，好的音乐应具备一定的示戒或引导作用，对人们的身心产生相应的约束或鼓励。今天，最容易流传且最容易对人产生深刻影响的音乐，主要是学堂（学校）音乐、宗教音乐、民俗音乐和流行音乐。学堂音乐，需要培养人“发而中节”的性格品质，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使人“发乎情而止乎礼”，近代沈心工、李叔同一代音乐家创作的学堂乐歌、当代谷建芬创作的古诗词音乐作品，以及近年来好的学校歌曲也基本都遵循了这个规律，都堪为学堂音乐典范。宗教音乐，主要功能是安抚人心、化解人心、建设人心，道教音乐或佛教俗讲变文都有悠久的历史，平复的曲调以及或空灵或厚重的声音都是宗教音乐具备的重要特点，道情调或唱经因此也广为流传。民俗音乐，包括民歌、民谣、民乐，都承载着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其传播途径主要依赖的就是口耳相传，可见民的传播力量是最为深广。红色经典歌曲就有一部分是充分借鉴民歌、民谣、民乐，因此是能迅速传播又代代相传的。好的流行音乐，也需要继承优秀的音乐传统，感应时代脉搏、觉知现实社会，前瞻未来前途、承担责任使命，充分发挥表达人心、协调人心、建设人心、联结人心的积极作用。

刀郎的音乐向世人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它能鼓励人们主动融入时代建设和发展的潮流、更真实诚挚地探索生命的意义和境界，也能拓展人们的文化视野和生命情怀、激发出人们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信，也启发着人们更深入、开明地对待文艺创作和传播接受，刀郎的书写主题、创作经验、艺术审美值得被充分认识、学习借鉴，其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也需要被认真评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