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原本没有打算写此短文。但笔者在整理2013年4月19日在中央某机关处以上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精神体会的汇报稿时,想起了几位领导和同事的建议,特撰此文,权作这一讲稿的前言。
笔者本人十分赞同、拥护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笔者在讲课汇报中常说:“说心里话,从十八大召开至今,本人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比如郑重声明:‘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比如,把十七大报告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化’改为十八大报告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这样,就把‘市场化、国际化’这两个生产关系范畴的概念,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个生产力范畴的概念不再一起并列。这一变动,十分重要。这便使得我们的理论更加准确、科学和成体系。什么是“化”呢?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为之“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与层面的,其本身没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属性,可以提“化”。但是,“市场化”与“国际化”则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与层面的了,已经拥有根本不同的阶级与社会属性了,就不应笼统提“化”了。在当今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当然有市场和市场经济等成分,但我国的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当今我国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和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分配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组成,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存在与体现。单纯的经济领域还不能提市场化,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就更不能提市场化了。如果政治领域提市场化,大家都异常痛恨的买官鬻爵便是合理合法的了。原来我们提"国际化",也不够科学和准确。对于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无疑要遵行,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导的,我们不能一切与国际接轨。一切与国际接轨,溶入而不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便没有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因如此,十八大报告中不提"市场化"和"国际化"异常重要。这再一次郑重表明,我们要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十分顺利地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三是十八大之后,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系列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的重要讲话并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举措。”
4月19日那天,笔者在曾经工作过十多年的原工作单位学习会上汇报学习体会,近三个小时下来,一千多人的现场静静的。笔者深知,本人对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十分肤浅,但大家能静静地听,这与我在会下与大家交流时所感受的完全一致,这就是,大家是从心底拥护近平同志在十八大后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所采取的战略举措。
4月19日那天讲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以《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为题在2013年第9期《红旗文稿》上发表,5月13日被网络各媒体转载,引发热议。例如,凤凰网转载后,仅几天时间该文就有近190万网民点击,并撰写了7500多条评论,93%以上的网民高度肯定该文观点。这是笔者完全没有想到的。跟帖热评中占首条的为“这样的文章来得太晚了”,共16万多人赞同;第二条“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经济国防建设方面有六大历史功绩”,共12万多人赞同;第三条“这是三十多年来,比较真实的文章”,有11万多人赞同。对广大网友的这些鼓励,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凤凰网这么自然、真实、客观地反映广大网友的意愿,笔者也表示感谢。也有的网友指出该文中有一处不够准确的地方,笔者在此更是表示由衷的谢意。但也有个别网站组织专门的“网友”罔顾事实对该文提出“强烈置疑”甚至别的什么。笔者原想只是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但有些领导和同事建议笔者,还是在适当时候对其中的相关问题作点说明为好。因此,笔者在整理该稿时,对置疑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回应。
一是针对“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网上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置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的反右时。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又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给笔者几次谈过: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机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写作《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也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二是针对“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我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这便激怒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一只好斗的公鸡’。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我国经济上出现困难之后,苏联又开列出相关的所谓小打小闹的‘援助’方案,只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对苏联甚至是美国让步。”2013年4月15日《羊城晚报》首发《那些年,苏联“逼债”了吗?》,不少小报小刊和网络转载。此后,我们特邀史云写了《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我们感谢《红旗文稿》首发,也感谢《作家文摘》转载。但遗憾的是,其他小报小刊和一些网络几乎是统一行动——不予转载。不是讲“真实、客观、公正”吗?不能仅用这话当作“旗帜”来骗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这样被推开甚至被泛滥的。这一现象特别是现象后面的实质正是我们所忧虑的原因之一。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的置疑。笔者在文中回应:“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孙经先教授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90多岁的曾任李先念秘书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认为,孙经先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和重视。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具体责任,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作探讨。
四是针对“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的置疑。笔者在这句话之后,增加了“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这样一句话,这就把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区别开来了,这就更加准确了。笔者在上文中指出的“也有的网友指出该文中有一不准确之处”,就是指的这一点。感谢百度搜索把这一置疑的帖子较长期置顶,不断地提醒着笔者对这一不够准确之处作一订正。这也说明,百度的相关编辑很有水平,其清晰知道并承认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笔者关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只有这一处“有懈可击”。百度还把撰写《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一文的王小石误认为本人而进行激烈“商榷”一文,长期置顶。经过几次认真的“民主协商”,很感谢百度相关编辑实事求是,把根本上不是事实的几个帖子后移。
五是对文中所说的其他一些重大历史事实,比如毛泽东时期27年中在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建立的“六大历史功绩”,对境外相关势力费力资助、精心筹谋出版的,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海外发行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两本专著其虚假、伪造的揭示,“网友”和百度却都没有置疑。对此笔者感到欣慰。
主要由于本人的学识所限,加上此书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教育、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与诸多方面,可能会有不少疏漏甚至谬误之处,特敬请各位读者留意并给予批评指正。
2013年12月26日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事关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一系列根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行动指南。我个人认为,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但是“1·5”讲话最为重要。这一讲话,是顶层理论的,是纲领性的。
习近平同志在“1·5”讲话中,从十八大的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手,简明扼要但又系统深刻地阐述从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以来六个时间段的发展历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最后讲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而不断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度统一。这些都讲得很好并十分重要。我发自内心的赞成和拥护。
习近平同志“1·5”讲话之后,上级机关收集关于讲话的反映。我谈了如下一段体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后,最重要的什么?是自身建设。以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是抓廉洁从政。政治局出台了八项规定;近平同志下广东,上太行,轻车简从,深入群众,带头弘扬我们党的优良的廉政作风。我个人认为,清廉是共产党人在执政时的外在表现,通过改造世界观克服私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则是共产党人的内在本质。二是抓理论素养。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集中讲了自己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研究和思考,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从通篇讲话看,这不像是秘书班子闭门苦思冥想的起草,而是近平同志自己认真学习、刻苦思索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从根本上说,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理论的正确与否。党的总书记带头刻苦钻研理论,并讲出如此一篇真正是理论上的十分深刻的思考,这必将带动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钻研的蔚成风气。抓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清廉即没有私心和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这两条都抓到了根本上。我们党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可能就在这里升腾。”
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是一定要站在全人类理论的最高点,二是一定要站在全人类道德的最高点。理论的最高点是认识问题,道德的最高点是实践问题。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决不能犯左的错误,要求全体人民特别是每个公民都要做到这一点,但也决不能犯右的错误,不作恰当的引导和教育。我们当然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也要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推动历史的发展。
当今世界,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和各战略力量的合作、竞争、博弈乃至较量正加速进行。
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五到十年,有可能是真正决定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而又关键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世所罕见。在此时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发展趋势这一最基本、最根本和最高层面的理论与战略问题,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抓住大好机遇,应对严峻挑战,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关键的意义。中央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如何,异常重要。
现在我们的机关这么重视抓好处以上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我作为曾在这一机关工作过十多年的一名普通党员、干部和理论研究工作者,感到十分高兴。
今天讲四个问题: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基本原则、精神实质和诞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与发展、挫折与教训、现状与前景;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机遇与挑战;
第四,坚定不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基本原则、精神实质和诞生的时代背景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自1827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定义有近300种之多。下面,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为主线,梳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1“两大理论基石”。一是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二是1849年马克思在前两年几次演讲的基础上写就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全面、科学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这两大发现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把社会主义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离不开这一理论的指导。
这是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论据。
2“两个必然”。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这“两个必然”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③,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我们党多次强调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依据。
3“两个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明确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④近现代无产阶级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和领导阶级,“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⑤,“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⑥,团结组织起来。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坚持和发挥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这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这是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加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理论依据。
4“两个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⑦这里讲的是实现“两个必然”的桥和船,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先决条件。也可以说,这里又同时讲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明确强调,在这两个决裂中,共产党人“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⑧。
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我们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认真改造世界观的理论依据。
5“两个决不会”。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⑨这就是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直接表现。
这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依据。
6“两个步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⑩;“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暴力革命是“一般规律”的同时,首先总希望并努力通过无产阶级能够运用和平和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和改造旧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这是我们党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和在夺取、建立政权后尽快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依据。
7“一个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1875年写就、1890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
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后郑重强调的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的理论依据。
这个过渡时期亦即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值得讨论。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现在仍处于这个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亦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肯定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段。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要避免犯各种“左”倾或右倾错误。
8“三个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共产党宣言》结尾,马克思、恩格斯还满怀激情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郑重宣告的中国“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理论依据。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和关于国家在人民中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
9“一般原理和实际运用”。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这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建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10“两个绝大多数人”和最终实现“一个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最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依靠绝大多数人”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实现“两个必然”的物质力量和根本动力,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目的。
这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党的群众工作总路线,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方面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1·5”讲话中提出了五个方面:
1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2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的必然体现。
3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精神文明在经济规律和生态文明上的根本体现。
4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帝国主义阶段夺取和建立自己政权的根本道路。
5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
以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部分的第10点所说的“两个绝大多数人”和最终实现“一个联合体”,即始终依靠和为着“绝大多数人”,最终实现全人类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即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也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现在一提共产主义,就有一些人反感,甚至进行激烈地批判,认为这是“极左”和“专制”,但一换成全人类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几乎所有人都赞成,极少数有其他想法的人也就不好反对,就顾左右而言他了。若有其他企图的人一反对,那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诘问,你们不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吗?现在为什么又反过来反对全人类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了呢?这说明,你们所主张的自由,只不过是极少数人即资本的自由剥削和压迫而已。我们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目标和途径的有机统一,是通过共占共享生产资料等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方面的五个基本原则这些根本途径,最终真正达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没有这些基本原则为途径,其目标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或是美丽动听而实为骗人的口号而已。
(四)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
时代呼唤和造就了伟大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诞生。历史的必然往往靠偶然开辟道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这一伟大理论最终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偶然的,但最终的诞生却是必然。工人运动的发展、人类思想的积累和科学进步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在19世纪上半叶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诞生,揭开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谜,已经水到渠成。
在这里,我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诞生的必然性举点事实依据。最近,记者采访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罗卡尔说:“资本主义极其有效且极其残酷。在1820年至1850年,伴随着工业革命,人们每年工作4000个小时,相当于包括周六在内每天工作17个小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当时英国工厂工人的情况,曾举例说,“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甚至有些“只有6岁”。“一个7岁的孩子”一天“竟劳动15小时”!1863年,一位20岁的叫沃克利的女孩为参加威尔士亲王夫人舞会的客人赶制时装与其他30个少女挤在一间屋里,连续干了26个半小时后“死于劳累过度”。而老板娘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的礼服做好”。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永恒。即使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别的杰出的人物迟早也会诞生,也能够把这一伟大理论创造出来。但是,这样的人物必须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天才、勤奋与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说,如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无产阶级求解放的这一伟大理论也可能要推迟不少年才能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圣火点亮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好像就是为了奉献《资本论》等巨著而降生人世的。马克思两次拒绝德国当局的高官引诱,长期忍受贫困生活。他经常典当衣物以换取食物,由于拖欠房租他一家曾被房主赶出;怒气冲冲的债主、肉贩、面包师、代理商也经常会上门讨债。有时因恩格斯的资助晚到,他一家仅靠每周两英镑的稿费生活。他的三个孩子死于贫困或疾病,其中小女儿死了三天竟无钱安葬。他对女儿说,为积累资料,他感到自己“是一架注定贪婪读书的机器”。从1850年6月开始,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从早晨9点坐到晚上7点。1857年秋,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他加紧《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他所记的笔记共23本之多。为了不受外界干扰,他经常彻夜工作,每天长达10多个小时。在《资本论》第1卷即将完成的一年多里,他整天呕吐,还感染了痈毒。为了解除痛苦,他甚至用刮胡刀给自己做了手术。臀上的疔疮让他疼痛难忍,他就站着在桌前写完《资本论》的最后几页。他还诙谐地写道“无论如何,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他也曾对人说“《资本论》的稿酬甚至支付不起我在写作它的时候抽的雪茄”。为了写作《资本论》,他认真研究技术史和生产工艺史、工业革命的性质和特点,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现状,他还学习微积分,学习俄文,学习农艺学、农业化学、植物生理学,研究法文资料、日本的新资料,就是这样,马克思40年如一日奉献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及其他伟大著作。
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组织家。他们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者,而且是无比坚定、不懈奋斗的实践者和奋斗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同样为我们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好的时代条件和无比广阔的舞台。我们一定要抓住抓好这一难得的机遇。
我们在翻阅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史时,可见诸多彪炳千古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可以预言,随着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复兴的到来,随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成熟与壮大,在全球范围内也必然成长起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来。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在全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领袖人物和领袖群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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