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国大企业发展的趋势、问题和建议

2021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以2020年企业营业收入为主要依据，连续第20年发布中国企业500强，连续第17年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并在“三个500强”基础上连续第11年发布中国跨国公司100大，连续第3年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首次发布中国大企业创新100强。“三个500强”榜单，实际涵盖了我国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共计1075家大企业。

2020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全球大变局加速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全球GDP下降了4.2%。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复市有序推进，全年GDP逆势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达到101.6万亿元；按全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4.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19年的16.3%升至17%左右，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大企业坚持稳中求进、知难而进，在高质量发展的多个方面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稳居首位。今年以来，尽管国内一度出现多点散发、多点破防疫情，但总体上都很快就得到有效控制；而国际疫情则仍在大范围蔓延，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在国内疫情形势受控和国际供应链替代效应影响下，中国经济上半年呈现出稳中向好发展势头；但下一步可能面临国际国内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持续增长压力将明显加大。大企业应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并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不畏困难与挑战，积极担当作为，以创新、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一、2021中国大企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2020年，面对复杂形势和疫情冲击，国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为稳定经济运行和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国大企业奋力拼搏、攻坚克难，也取得了较好发展成绩，发展韧性得到充分检验。2021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总额实现增长，资产扩张有所加快，实体企业与商业银行间盈利差距进一步缩小；千亿俱乐部企业增至222家，并购重组保持活跃；战新业务加快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研发投入快速增长，研发强度创下新高；专利数量持续增加，发明专利占比稳步提升；世界500强中内地企业首次超过美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经营在疫情冲击下迎难推进，但平均跨国指数有所下滑。

（一）营业收入保持增长，资产增速有所加快

1．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入围门槛明显提高

三个500强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2021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营业收入89.83万亿元，与上年500强相比（下同）增加了3.81万亿元，增长4.43%。这一增速，既快于2020年全国GDP名义增速3.0%，也高于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的增速2.1%。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40.24万亿元，增长7.51%；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43.59万亿元，增长5.46%。

三个500强的入围门槛均有明显提高。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为392.36亿元，较上年提高了32.75亿元。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入围门槛为110.9亿元，较上年提高了10.2亿元。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入围门槛为60.3亿元，较上年提高了5.49亿元。

2．资产总额增长加快，员工数量增加

三个500强的资产总额增速不同程度提高。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为343.5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1.23万亿元，增速为10.00%，资产增速较上年提高5.59个百分点。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为44.33万亿元，增长13.12%，增速提高5.66个百分点。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为298.63万亿元，增长11.1%，增速提高7.37个百分点。

三个500强的员工数量不同程度增加，500强企业对全国就业贡献有所增加。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员工总数为3339.60万人，增幅为0.81%。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从业人员数为1368.77万人，增加了4.59%。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从业人员数为1635.98万人，增长0.43%。

（二）净利润增速各异，实体企业业绩趋于好转

1.净利润增速各异，亏损面均有所扩大

中国企业500强、服务业500强的净利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下同）低速增长，制造业500强的净利润大幅增加。2021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0023.43亿元，比上年增长7.75%；实现净利润40712.58亿元，比上年增长4.59%，增速回落了5.61个百分点，这已经是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增速连续第三年回落。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共实现净利润11796.62亿元，大幅增长20.98%。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净利润为3.06万亿元，增长2.19%。

中国企业500强、服务业500强的亏损面扩大，制造业500强与上年持平。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8家企业发生亏损，比上年多了1家，亏损面为5.60%；28家亏损企业合计发生560.56亿元亏损，与上年的243.19亿元亏损相比，明显增加；企业平均亏损额从9.01亿元，大幅增加至20.02亿元。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有28家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面为5.60%，与上年持平。2021中国服务业500强中亏损企业为37家，增加了18家，亏损面为7.40%。

2．利润率有升有降，实体企业与银行盈利差距持续缩小

制造业500强利润率指标全面提升，中国企业500强与服务业500强利润率指标总体下降。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为4.53%，与上年持平；净资产利润率（净利润/净资产，净资产指的是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8.99%，比上年下降了0.53个百分点。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为2.93%，提高了0.32个百分点；净资产利润率为10.21%，提高了0.33个百分点。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为7.03%，下降了0.22个百分点；净资产利润率为8.84%，下降了0.93个百分点。

非银企业（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企业）盈利水平显著低于银行，但利润率差距持续缩窄。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481家非银实体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17%、8.43%，与上年相比，收入利润率提高了0.07个百分点，净资产利润率则降低了0.31个百分点。与商业银行相比，非银企业的盈利水平显著偏低；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非银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分别比商业银行低17.22个百分点和1.79个百分点，差距十分显著。不过从趋势看，近年来，非银企业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整体上波动提升，而商业银行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则连续下降，非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盈利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千亿级企业突破200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千亿级企业继续增加，兼并重组保持活跃

千亿级企业数量继续增加。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有222家，比上年增加了5家，在数量上继续呈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其中，有8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万亿元门槛，与上年持平。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共有97家企业为千亿级企业，增加8家；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千亿元以上的企业为88家，增加1家。

兼并重组继续保持活跃。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并购重组持续活跃，共有158家企业实施了并购重组行为，比上年减少了9家；共实施了1093次并购重组，比上年增加了21次。国有企业是开展并购重组的重要力量，99家国有企业完成了866次并购重组；服务业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最为积极，57家服务业企业共完成了570次并购重组，远多于制造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中西部部分地区企业并购重组较为活跃。

2. 战新业务实现更快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战新（战略新兴产业，下同）业务规模实现更快扩张，平均业务利润率高于集团总体水平。2021中国战新企业100强共实现战新业务收入7.62万亿元，增长13.46%，增速提高3.96个百分点。战新产业资产总额为11.82万亿元，增长11.93%，资产增速同样快于中国企业500强。2021中国战新企业100强共实现战新业务利润7417.35亿元，增长2.56%；战新业务的平均利润率为10.79%，高于集团总体业务的利润率水平。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战新产业领域入围数量持续增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传统行业与战新产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多数行业入围企业数量均有变化，战新产业领域入围数量增加，传统产业领域入围数量减少。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4家，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业增加3家，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半导体集成电路及面板制造业、船舶制造业分别增加1家。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的物流及供应链行业增加了5家，商业银行增加了1家。而入围企业减少数量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房屋建筑业、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减少10家、6家、4家。

（四）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专利质量持续改善

1．研发投入占全国半数以上，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

研发投入总额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半数以上。2021中国企业500强共投入研发费用13066.47亿元，增加了2312.41亿元，增幅为21.50%；与自身同口径比，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了15.57%。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为29.43亿元，增长了17.95%。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研发投入，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4426亿元的53.49%，中国企业500强已经是中国研发投入的关键力量。

研发强度（研发投入/营业收入）创历史新高。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其营业收入总额的1.77%，快速提高了0.16个百分点，也是研发强度20年来提高最快的一年，创下了中国企业500强平均研发强度的新高。制造业企业研发强度高于服务业，并且二者都保持上升态势。航空航天业在研发强度、平均研发费用的行业排名上居于首位；通信设备制造业在人均研发费用的行业排名中居于首位。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平均研发强度为2.21%，比上年提高了0.03个百分点。2021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平均研发强度为1.23%，比上年提高了0.19个百分点。

2．专利质量持续改善，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持续走高

专利质量持续改善。2021中国企业500强共拥有有效专利总数144.86万件，专利拥有量增加了22.43万件，增长了16.89%。其中拥有有效发明专利59.46万件，增长了22.78%，发明专利数量连续增长。中国企业500强有效发明专利占全国有效发明专利221.3万件的26.66%，是全国有效发明专利的重要持有者。2021中国企业500强中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的41.05%，占比提高了1.97个百分点，发明专利占比逐年提高，专利质量稳步提升。2021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有效发明专利为50.25万件，占全部专利的44.46%，占比提高了1.83个百分点。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数持续走高。2021中国企业500强累计参与标准制定68950项，增加8.46%，参与标准制定实现二连增。共参与了7616项国际标准制定，比上年增加了45项，连续两年实现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活跃度提升，话语权进一步增强。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最多，占全部国际标准制定数的71.98%；其次是电信及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贡献了国际标准数的10.27%。

（五）全球地位达到新高度，国际化经营顽强推进

1．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中国内地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在中国企业500强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一大批中国优秀大企业实现了茁壮成长，诞生了一批全球领先的中国大企业。2021世界500强中，来自中国的大企业已经增加到143家；其中中国内地企业132家，内地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中国大企业已经取代美国企业，连续三年位居世界500强国别榜榜首。中美两国企业已经超过世界500强的一半，合计数量为254家，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

新上榜企业中，中国占四成。2021世界500强有45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的企业，其中，中国企业为18家，占比为40.00%。中国新上榜或再上榜的企业分别是中国船舶集团、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浙江恒逸集团、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敬业集团、新希望控股集团、新华人寿保险、潍柴动力、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龙湖集团、广州市建筑集团、广州医药集团、华润置地、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万洲国际、紫金矿业集团、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两国企业差距进一步缩小。2021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来源国家中，中国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共计88062.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81%，占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27.79%。中国上榜企业的净利润共计4682.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63%，占世界500强净利润的28.72%。2021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美国企业的91.26%和75.00%，中国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美国企业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21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经营水平在提升，多个财务指标与美国企业的差距缩小。中国企业收入利润率为5.32%、净资产利润率为8.79%，美国企业分别为6.47%、11.71%，分别是中国企业的1.22倍、1.33倍，低于上年的1.65倍、1.74倍。

2．在世界500强中排名整体持续提升

部分中国企业的排名快速提升。从排行榜位次变化看，排名上升最快的前10家企业中有5家来自中国，行业集中在采矿与原油生产、制药、能源等行业。晋能控股集团上升幅度最大，跃升325位，位列第138位；山东能源集团上升225位，位列第70位。这两家公司排名跃升，主要是由于多家原世界500强公司的重组合并。其中，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联合重组；晋能控股则来自多家世界500强的重组与整合，包括原同煤集团、晋煤集团、晋能集团和潞安集团等公司。此外，盛虹控股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也进入排名提升前十之列，上升位数超过百位。

一批优秀中国企业成为行业全球领头羊。2021世界500强的132家中国内地企业中，有15家位居全球行业首位，分别有12家位居全球行业第二、第三，进入全球行业前三的中国企业合计有39家，而进入全球行业前五的中国企业更是达到了54家。

3．国际化经营艰难中顽强推进

跨国指数回落，但降幅小于世界跨国公司100大。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影响，2021世界跨国公司100大全球化经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主要指标除入围门槛指标、海外营业收入稍有提高外，其他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21世界跨国公司100大的跨国指数为51.9%，比上年下降3.9个百分点。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指标同样出现了全面下降，但受影响程度明显好于世界跨国公司。2021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5.07%，比2020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下降1.03个百分点。其中，海外资产占比、海外营业收入占比、海外员工占比分别为16.52 %、19. 10%、9.58%，与2020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相比，分别下降了0.28、2.17、0.65个百分点。

中国对外投资逆势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3.3%，增至1329.4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同期总额的16.2%，较上年提升2.6个百分点。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在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领域开展大规模跨国并购，我国企业开始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布局和发力，驱动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

二、当前中国大企业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新冠肺炎疫后恢复发展的第一年。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各项投资加快落地，开好局、起好头、迈好步是对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2020年以来宏观环境的持续改善，各项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更是增强了企业2021年发展信心。但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风险。企业家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前预判企业可能遭遇的发展威胁与挑战，并做出科学应对安排。

（一）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不利因素有增无减

中美关系未见好转，中欧关系新生变数。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虽然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与特朗普执政时期所不同的策略，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但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没有在改善修复中美关系上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得到缓解，加征的关税仍在继续实施；鼓动中美科技脱钩的言论，仍在美国频繁出现；对中国资本的敌意尤其是国有资本的敌意，未见消除；中美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依旧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无尽前沿法案》禁止参与外国人才招聘项目的科学家获取联邦资助；《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维持了将中国视为最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处处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国际上，美国政客试图游说盟国组成“反华联盟”，意图拉上更多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与崛起，特别是试图打断中国科技进步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曾经给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机会，呈现了曙光。但欧洲议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原定审议《中欧投资协议》的会议，无限期冻结对协议的审议，这显然给中欧关系的改善、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美联储宽松政策或转向退出，全球金融市场暗流涌动。耶伦出任美国财长，曾经让人以为短期内美联储将难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但3月美国银行杠杆率政策的回归正常，似乎开启了美联储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虽然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发布的信息暗示加息或将提前；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官员卡普兰、布拉德和博斯蒂克三人均表示需要在2022年开始加息。7月美国核心通胀率略有下降，有可能会暂时缓解加息压力，但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担忧未见明显好转，目前看，市场最悲观的预测是美联储或提前到四季度加息。美联储每一轮宽松政策的实施与退出，往往是全球性或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都是对其他国家财富的掠夺。一方面，这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甚至诱发某些国家货币体系的崩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影响深远；另一方面，这将完成全球财富的一次再分配，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将被美元所收割。对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美元政策的变动，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需要高度关注、时刻警惕、有效应对。

东南亚疫情形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全球产业链承受较大压力。欧美发达国家的疫苗注射在稳步推进，疫情有望得到一定控制；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还难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控制的希望。这既有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有各国自身疫情管控措施不力的问题。2021年5月以来，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国的疫情持续蔓延，德尔塔变异毒株在东南亚地区大范围传播。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形势，同样十分紧张。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球不少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都布局在这一地区，这些产业链的畅通无疑承受了较大压力。特别是本已十分脆弱的芯片产业，更是再度提升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下游供应更加吃紧，部分受影响较大的下游厂家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部分削减产量或停产。

显然，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紧张，还是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东南亚疫情的持续蔓延，都将恶化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加大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市场压力，拖累中国大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此外，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地缘政治的紧张，国际非政治关系的泛政治化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二）技术自主自立压力加大，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科技的自立自强、创新的自主可控，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所在，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石所在。通过70多年来的持续积累，以及聚焦重点领域的集中攻关突破，中国已经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并跑甚至是超越的转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与产业的技术基础仍比较薄弱。尤其是在一些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仍依赖并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一旦欧美国家对中国采取技术压制策略，收紧对先进技术出口的管制，中国相关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将会遭受较大冲击。

摆脱对欧美国家的技术依赖，加快实现中国企业技术自主自立，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上历史新高度，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十四五”时期企业创新发展的任务已经明确，但这一任务的完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欧美强国中，可能没有一个国家真心愿意看到中国走向技术自立自主，也绝不会为中国企业实现技术超越开路搭桥；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情景是：中国企业持续处于技术相对落后态势，永远依赖并受制于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在观察到中国企业取得了技术进步的巨大成就、感受到中国企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赶超挑战威胁后，欧美先进国家在压制中国技术进步这一共同目标上达成了一致，纷纷收紧与中国企业、研发机构的技术合作，阻断先进技术向中国市场出口，以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对中国大企业来说，一方面必须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尽快实现技术自主自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来自技术强国的技术压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推进自主创新。

中国仍然有不少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近年来，各领域已经梳理出来一大批受制于欧美强国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通用与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器、数控装备、工业机器人与生物制药等制造业领域，关键系统软件、核心工业软件、算法软件等软件领域，甚至是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都存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譬如汽车产业的发动机技术、各类大型电机的轴承技术等。应该说，所有企业都清醒认知到了问题所在，也在“卡脖子”技术突破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实际取得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全面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多方面长期持续协同推进。不仅需要解决巨额资金投入问题，也需要改善创新政策环境、优化创新机制为之提供支持；不仅需要整合创新资源、汇聚创新人才，也需要完善创新激励、分担创新风险；不仅需要创新决心与创新魄力，更需要创新平台与创新积累。

（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长期目标，也是短期挑战

碳达峰、碳中和无疑是当前最热的词汇之一。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要求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

尽管离目标达成之日为时尚早，但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日之事，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并分阶段有序推进。国务院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落实中央部署，加快研究推出部门、行业或地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或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所提出的碳达峰时间，都比全国提前了五年。广州、福州、苏州和济南等地，也均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苏州市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争取比国家提前5年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均；济南则提出力争“十四五”末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率先建设全国“碳中和”现代绿色智慧城市。四川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省属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省属企业要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率先实现碳达峰。显然，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方面约束区域内现有企业控制并逐年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严格审批新建项目碳排放指标。这必然会对大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将倒逼企业严格按照地区政府的减碳路线图调整生产计划，或是加快低碳转型步伐。总体上看，发电企业、高能耗企业面临的减碳压力最为显著。此外，部分地区在“减碳”问题上搞“一刀切”、做“过头事”，更有可能对企业发展带来冲击与挑战。

（四）市场需求增长或难持续，部分行业面临较大压力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剧烈扰动，全球供应链的畅通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有效应对举措，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困境，并且在全球各地供应链遭受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敏捷把握住了区域供应链调整的机会，化危为机，实现了较好发展。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补缺效应推动下，包括防疫物资在内的我国多类商品的出口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2020年WTO口径下中国全年商品出口贸易占全球的14.7%。显然，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促动力量。2021年以来，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货物贸易方面，2021年1-7月，我国累计出口额为1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速为10.9%。服务贸易方面，2021年1-6月，我国服务出口额为11284.9亿元，增长23.6%，两年平均增长10%；在出口大幅增长拉动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70%，逆差缩窄至1204.6亿元。受国内疫情有效管控、货物与服务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等利好因素支撑，经合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复苏步伐，2021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8.5%。但预计利好因素将难以持久，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2022年的增速预计将会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5月的报告中，上调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至8.4%，但2022年的增速预测值则是5.6%。国内机构与学者，基本上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实现较快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后，2022年将会回落至6%甚至更低的水平。

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可能都难以较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速。出口市场方面，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国际疫情或得到适当控制，前期受疫情冲击而中断或梗阻的区域供应链，将逐渐得到恢复，国际供应链或在疫情控制后迎来新一轮大调整，部分新转移到中国的供应链，也许将回复到疫情前状态。既然出口与内需的回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可能难以避免。实际上三季度以来，不少宏观经济指标已经呈现出下行态势。统计局公布的8月制造业PMI为50.1%，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为47.5%，较上月回落5.8个百分点。PMI已连续4个月回落，降至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逼近荣枯线。政策调整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收窄增速下滑的空间。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回落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将显著加大，去产能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五）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涨，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

2018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然后反转快速回升的过程。2020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大宗商品价格加速探底，在3月创出近期最低点后，跟随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而加快回升。2021年4月，大宗商品价格一度跳跃式加快上涨。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既有经济基本面方面的推动力，如全球经济复苏、供需关系短期调整、流动性宽裕、美元贬值，也有金融市场投机炒作因素的借机推动。从具体品类看，涨幅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铁矿石期货价格指数从2020年最低时的565元/吨，最高上涨到2021年的1310元/吨，区间最大涨幅高达132%。与此同时，螺纹钢价格指数涨幅高达98%，铜期货价格指数涨幅达到122%，PVC期货价格指数涨幅也达到90%，价格均接近或实现了翻番。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5月中下旬，14天内连续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谈到了大宗商品涨价问题，要求采取措施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五个部门5月23日召开会议，联合约谈了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要求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从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加强监管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等多个层面共同维护好行业正常市场秩序。政府的及时干预显然是有效的，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下跌，但很快就止跌回升，呈继续高位运行态势。

应该说，中国可以在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中国每年消费的大宗商品占全球的近40%，其中铜和铝更是超过了50%。但实际上，比如铁矿石，由于国际卖方高度集中在三大跨国公司手中，而中国的买方力量十分分散且没有形成集合竞买机制，对全球铁矿石价格走势的影响较为有限。特别是在当前疫情持续蔓延情况下，因为多数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比如智利、巴西等南美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管理问题和疫苗不足，使得疫情仍在肆虐，原材料的产出与供应受到限制，国际供求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是在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强力干预下，有效消除了人为炒作因素的干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力或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年春季）》也指出，展望2021年全年，在疫苗普及、防疫限制措施放松、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下，预计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坚挺。市场普遍预测，煤炭、钢铁等黑色系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可能维持稍弱于上半年的上涨态势；铜、铝等有色系大宗商品价格也将有一定程度的上涨；石油价格或还有上涨空间。

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推动，PPI加快上扬，但涨速慢于大宗商品价格，企业成本压力明显加大，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通常来说，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往下游环节转嫁，但转嫁的程度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政府CPI调控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成本上涨的压力，更多还得靠企业自己消化。截至2021年8月初，全国大宗商品价格同比涨幅约为40%，同期的PPI则同比上涨9.0%，虽创2008年以来新高，但显然涨幅小于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从具体行业看，2021年7月，铁矿石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倍，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上涨幅度仅为33%，铁矿石价格的上涨预计也未能充分往下游转嫁。从多次组织的企业座谈与调研情况看，企业也都反映由于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企业难以转嫁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成本压力很大，盈利可能下滑。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看，今年以来，呈现出逐月上升态势，这直观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预计即使后期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企稳或有所回落，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还将在短期内继续呈现出增长态势。

（六）惠企政策逐步退出，企业经营困难或再度反弹

为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扶助企业纾困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旨在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尽快实现振兴发展。2020年的惠企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度大，二是范围广。这些惠企政策，涉及到税费、资金奖补、金融、生产要素、人才服务、营商服务、审批服务等各个方面。中小微企业也涉及大企业的所得税、社保费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免，或是允许暂缓缴纳；国有房产的租金实施了阶段性减免；为企业应对疫情转型升级发展提供资金奖补；发行疫情特别国债，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3次降准，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降低电价、网络使用费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推动营商环境改善；精简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与材料要求，缩减审批周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全年降成本的23项重点任务。上述措施的落地实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实现了平稳发展，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正增长。

2021年，部分惠企纾困政策正在或已经有序退出，企业将面临考验，脆弱性或迎来反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惠企政策，不少都是临时性或阶段性的措施，例如有明确执行期限的税费减免政策、贷款本息延迟支付政策、疫情特别国债和信贷支持措施，都已到期退出。尽管中央在惠企政策退出上有相应部署，要求保持政策连续性、平稳性，不急停急转；一方面适当延长了部分惠企政策执行日期，另一方面则在原有政策退出之际，考虑到当前企业依然面临较大发展压力，各级政府又推出了一些新的惠企政策。但很显然，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惠企政策有序退出是正常现象，也是可预期的必然结果。但对在政策红利支撑下艰难渡过疫情难关的企业来说，当前自我独立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失去了大力度惠企政策的扶持，部分企业很有可能再次变得非常脆弱。尽管2020年二季度以来内需和出口需求都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整体形势似乎较为良好，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如前所述的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会突然打断或扰乱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一方面需要更长时间的政策帮扶，以巩固增长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强化自我发展能力，真正降低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

三、促进大企业“十四五”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深入分析风险，准确辨识威胁与挑战，采取科学发展举措积极应对，是大企业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的根本保障。以中国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大企业，应审时度势，准确辨识与把握威胁和挑战，科学制定发展战略与具体发展举措，最大化利用发展机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全力推动创新发展

创新是驱动大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技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建，同样也在于技术。而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就是创新。购买或许在某一阶段可以对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但在两种情形之下，购买策略将无从实施。一是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二是真正最为前沿的先进技术不会卖。作为技术卖方来说，他们往往只愿意将相对落后的甚至是母国需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技术落后的买方；而当技术买方与他们的技术差距缩小到足以威胁他们领先优势的时候，技术贸易、技术合作则将被技术压制所取代。我国大企业的技术水平，总体上已经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和先进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大大缩小，技术追赶带给先进跨国公司的压力明显加大。与此同时，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也在倒逼中国大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譬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分解落实，将迫使企业加快低碳发展技术的突破。党和国家充分认知到自主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将创新驱动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强调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要突出发挥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着力完善创新体系与创新治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开展创新的政策举措。中国企业，应在外部压力与政策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自主创新意识觉醒的拉动下，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将自主创新奉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大企业应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夺取更多重大创新成果。中国大企业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将创新驱动战略真正落到实处。要根据全球科技发展方向、产业技术进步路线和企业自身技术积累、产业发展选择，制定技术创新战略，落实技术创新部署。要主动围绕产业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实施重大技术攻关工程，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汇聚创新人才，聚焦创新投入，创新创新方式，尽快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大企业现有研发强度总体上还比较低，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研发强度只有1.77%，中央工业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也只有3%左右；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其平均研发强度也不到3%。显然，这一研发强度远低于具有竞争力的研发投入水平，更是低于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美国企业高达6%以上的平均研发强度。对尚处于技术追赶阶段的中国大企业来说，目前的研发投入强度难以支撑技术追赶与超越目标的实现；要想在卡脖子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是必要的前提。尤其是制造业大企业，应尽快将研发强度提高到5%左右；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他现代先进制造业等对技术创新有更高要求的企业，更应争取将研发强度提升到10%以上。诚然，加大创新投入，提升研发强度，只是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要真正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增强企业技术自主自立能力，还需要在更多方面进行改革。一是需要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环境，以形成鼓励创新、推动创新的良好氛围；二是要在企业内部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包括优化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创新投入管理、积极开展创新合作、畅通创新成果商业化应用渠道等。

（二）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正在越来越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数字技术是指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将各种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以进行加工、储存、分析以及传递的技术，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5G技术等。数字技术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其进步与普及的速度前所未有。在政府鼓励政策、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积极应用动力的综合推动下，数字技术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进展迅速。从广度看，各类企业都在积极接入数字技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91个大类、431个中类、1256个小类都具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202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达到了8.9%、21.0%和40.7%，较2019年分别提高了0.7、1.5和2.9个百分点；从深度看，数字技术可以与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进行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管理范式、产品与服务形式的创新与转变，进而促进企业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智能制造、云组织、智慧企业，都是数字技术与企业深度融合的具体表现。“十四五”规划纲要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四个方面对未来5-15年数字中国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预计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7.8%上升到2025年的10%，广义数字经济增加值将达到60万亿元，约占GDP的50%左右。显然，未来将会有更多企业完成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实现数字化转型。而且随着产业链上越来越多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将成为可能；产业链组织形式或将发生重大改变，全产业链运转效率必将迎来显著提升。

大企业应当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典范。数字化与企业规模无关，所有企业都应当主动与数字技术进行融合；但与中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显然更具应用数字技术的条件、能力与空间，应当在数字技术应用上走得更早、更快，做得更多、更好。首先，大企业应积极响应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数字中国”建设部署，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企业各项业务与管理的深度融合，借力数字技术改造生产流程、优化运营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加快技术突破、提升服务品质。其次，大企业要勇担责任，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创造条件；大企业要瞄准当前数字技术应用的关键难点与痛点，大力进行技术攻关，尽快解决数字技术应用的卡脖子问题；要积极配合推进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技术应用基础平台；要带头推动数字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机融合与协同，以数字经济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最后，大企业应当主动走在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应用模式和积累数字技术应用组织与管理经验的前列，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树立数字技术应用学习与借鉴的典范。

（三）持续深化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是企业发展永恒不变的主题。企业的产品结构、资本布局，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一个成功发展的企业，绝不会固守一成不变的战略。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发展能力的改变，企业决策者必定会对发展战略做出相应调整。而发展战略的调整，最终会反映为企业产品或服务结构调整与资本布局的变动。动态战略推动下的持续调整，是除了创新之外，支撑企业发展的另一关键力量。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十四五”开局之年发展新环境新形势，面对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新要求，面对全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部署，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做出重大调整，需要以升级的产品或服务结构、优化的资本布局，来护航与助推企业发展。事实上，国资监管机构一直都在按照中央国资国企改革要求和战略部署，持续推动国资国企深化结构调整、优化资本布局，这也将是“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民营企业也一样，需要根据新时代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变化，适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并以此指导产品或服务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布局的优化。资产剥离、并购重组、转型升级，是企业完成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常用手段。归根结底，就是要不断清理处置企业低效无效资产，退出不具竞争优势与持续经营能力的业务，持续提升企业资产质量，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增强长期生存与发展能力；同时持续优化行业产能配置，提升行业市场集中度，释放规模经济红利。

大企业是持续深化结构调整的关键主体。一方面，大企业占有更多的资本，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拥有更大的资本布局腾挪空间，更有可能也更需要通过资本布局的优化来提升投资效率，或是开辟新市场捕捉新机会。另一方面，大企业往往涉足诸多业务领域，提供多种产品或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市场快速变化的情形下，有必要借助产品或服务结构的调整，来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所以，大企业应当在深化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担当关键责任。首先，大企业应主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淘汰低端过剩产能，增加优质产品与服务、新产品与新服务供给，引领产品、服务提档升级。其次，大企业应遵循中央产业政策要求，推进现有产业存量投资调整，优化增量资本投向，加快退出“三高一低”产业，聚焦投资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特别是在未来产业培育方面，大企业更要充分发挥其技术、人才、资金、风险承担等方面的优势，加快未来技术突破，做好未来产业的市场培育。其次，大企业应积极探索调结构、优布局的路径、方式方法，有序推动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推动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中度适宜的产业生态；要借助结构调整，持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补链强链，积极推动先进产业与产业链集群建设。最后，大企业尤其是要抓好“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投资管理，确保重大项目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趋势保持一致。

（四）坚持稳健经营与和谐发展，做好风险防控和合规管理

要将稳健与和谐作为新阶段企业发展的主基调。我国经济已经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增长速度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发展质量成为对发展的更高要求。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从追求速度转向关注质量。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追求更高的盈利回报，追求更好的财务表现，要放弃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转而关注持续稳健经营，实现长期赢利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要更加关注与人和环境的关系，要实现企业与人、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新发展理念对企业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之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的的要义所在。企业家要胸怀大志，着眼于基业长青，发力于长期持续稳健发展。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与行为的实施，都应以是否有助于持续稳健经营为出发点，以是否可以与人和环境和谐发展为出发点。

大企业要以做好风险防控为前提来谋划发展，以企业韧性护航持续发展。无论是对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对财政收入与就业，大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大企业的破灭，都会对当地经济与就业带来较大冲击。已经在持续做大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国大企业，应当在新时代树立发展新目标，确定发展新基调，更应凸显发展的持续性，追求发展的稳健与和谐。领导大企业的企业家，要具有战略远见能力，要有将企业持续做强做优的意识，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来确定企业发展目标、绘制企业发展蓝图、制定企业发展规划。要建立完善企业风控体系，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提前制定风险应对预案。要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适当储备应急冗余资源，提升企业风险韧性；同时要加强企业韧性管理，以强大韧性夯实企业持续稳健发展的基础。首先，大企业要有长期创新安排；要确保企业能够持续推出更新换代产品，能紧跟消费需求的变化而适时完成产品升级换代。其次，大企业的发展要以财务稳健性为基础。企业要适度借力资本市场，要运用财务杠杆来加快发展，但要确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水平，并要做好各业务板块、子分公司之间财务风险的隔离；要严控融资成本，禁止通过高成本融资实施扩张。再次，大企业发展要体现环境的和谐性。要秉承绿色低碳发展的根本理念，严守环保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要加强环保技术研发，保障环保设施运行，做好环保设施维护。最后，大企业要高度重视合规管理。既要抓好国内合规，更要抓好国际化经营的合规；要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监管要求，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要遵从当地市场竞争自律准则。

（五）积极构建产业生态体系，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企业之间的竞争成败越来越依赖于其所在的产业生态系统，“雁群”企业生态系统正成为企业发展新模式。大企业要找准自己在整个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中的角色和战略定位，加强自身发展管理，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尤其是产业链领航企业，要积极发挥企业领头雁、排头兵作用，逐步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改善增强薄弱环节，发挥领航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做优做强，促进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整体提升。近年来各地都在致力于“链主”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旨在以“链主”企业作为领头雁，带动整个产业链形成企业雁群，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建立完整产业生态系统，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培育，更需要龙头企业对中小微企业的带动引领，还需要行业协会组织的积极配合。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组织应共同协作，在产业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科技创新、专利布局、上下游产业互动关系、消费端需求培育、品牌建立等方面共同发力，实现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销售链多链协同，进而推动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完善。

企业要积极拓展绿色业务，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大企业要围绕产业链条，拓展绿色设计、节能环保、供应链管理、监测检测、绿色运输中的绿色需求，努力拓展发展空间。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企业经营实践，在服务理念、服务设施工具、服务方式等方面，提高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行业绿色发展标准。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加快绿色化改造和运行，要率先做好绿色建设，建立绿色运营维护体系。要以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为重点率先突破，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加快绿色标准制定，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制度体系，实现供应链全流程绿色化。要积极参与各类资源与能源使用权、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交易，大力投资开发、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大力培育发展绿色低碳的未来产业。要率先建立绿色发展统计监测制度，建立健全绿色采购制度，定期发布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报告，主动披露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情况。（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